天平上的灰色砝码决定大选结果

（原标题：天平上的灰色砝码决定大选结果）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一百二十

对特朗普来说，须在占总人口近70%的白人中得到65%的支持率，余下的30%少数族裔的支持率过17%，才有可能胜选。他的政策诉求，无论对内对外，是“咱们还是先顾自己吧”，让美国重新振作起来，都在促使灰色群体转为红色的共和党选票。

上一期我们论述到，美国选民认为两党候选人全都不堪信任的，占了总人数的70%。统计表明，今年以来，坚定支持两党的选民加起来，不足全国居民的10%，态度游疑的灰色选民使本次大选充满了变数。

以美国居民总数3.24亿计，有1.03亿为孩子、非公民、或因犯罪而丧失投票权的人；有8800万人从不参加选举；有7300万没参加过预选；有6000万左右参加了预选，但只有一半投票表明了立场，不到合格选民人数的14%。这个基本格局，再加上历次大选很低的投票率（2012年大选投票率不足54%），不难明白，选举结果非常不好预测。因此，解析灰色群体的内涵，分清其中的C和X两个子群体很关键。

X群处在社会底层，主要由非裔和西裔构成。他们的投票倾向相当明确，黑人平均十张票，有九张投给民主党；西裔中投给民主党的选票则四居其三。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必须在占总人口近70%的白人里得到65%的支持率，在余下的30%少数族裔的支持率过17%，才有可能获选。

C群的构成多为中下阶层白人。精英阶层达成协议或默契来改善X群的境遇，具体落实的成本和麻烦却落在了他们头上。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著名学者萨姆纳管这个C群为“被遗忘的人”，因为扛活者是发不出声音的。然而，C群对扛活的苦楚日益清醒，正在发出不满和愤怒的吼声；特朗普清楚意识到了这个趋势，正在“狡猾和粗鲁地”迎合C群的呼声。他的政策诉求，无论对内对外，是“咱们还是先顾自己吧”，让美国重新振作起来。其目的当然是，力图促使灰色的C转变为红色的共和党选票。

本系列分析美国总统选情，一开始就曾提出，C群体（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白人为主体）新世纪以来滑落到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临界点”（从接近70%降到了目前的50%左右），他们工作、收入，生活境遇渐趋困顿，自尊心和对生活的展望严重受挫。他们期望能有中等稳定收入和安全的环境，自己及子女能靠自身努力而无需政府救济，就可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切身感受，却是利益在遭到“旁落”，辍学、失业、吸毒、违禁、自我贬损，甚至自杀显著增加，境遇每况愈下。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顿在去年尾发表的一篇报告里给出的统计数字令人震骇。他得到结论，C群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社会里是独有的（X群则在改善中），而且在各发达国家的同类群体里绝无仅有。

以迪顿教授的原话，他们是在自杀或慢性自杀中。报告中说，C群的发病率、自杀率、中毒率、慢性肝病率等都在显著上升。每十万人里，自杀者从2000年的16人增至2015年的25.5人，同时期内中毒人数则从6人跃增至30人。中毒人数剧增，多半是服用毒品或镇痛剂所致，与克服生活压力和精神痛楚显然高度相关。迪顿在报告里估算，若按此前二十年（1979-1998年）的平均下降趋势来计算，那么C群在1999-2013年间多死的人数已有50万之众。

为什么C群失落感如此之大，感受到的痛苦会这么强烈？单从统计数字看，这个群体生活条件并没那么糟，比起X群还是要好不少。这有很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其实并不难以理解，同处一个生活水平，比起从下上升到此水平的，从上跌落到这个水平的人的受挫感要大大高出。鲁迅先生曾谈到他的家庭“从小康堕入困顿的切肤之痛”，是他终其生而愤愤不平的原动力。按某种理论，C群和X群似乎该是“阶级兄弟”，但两者在“食物链”上同处一个层次，彼此的排斥自然是最直接的，相互竞争也时不时激烈起来。

C群对精英阶层的怀疑和敌意，主要不是来自妒忌。就好比学校里的“班花”，是不会妒忌戴安娜王妃的，两者距离遥远，没可比性。可如果同学或邻居，平素不如你的，现在过得明显要滋润，你感受的刺激会特别难受。C群的反感，是出于精英阶层救助X群（包括他国的X），把他们给牺牲掉了。他们的巨大不满，是冲着精英阶层背弃了共同的“抱团原则”而发的。他们总以为和精英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主人”，理当优先相互照应彼此的利益。

何为美国的“抱团原则”？著名政治历史学家S·亨丁顿有过系统诠释。他的“文明的冲突”学说，在政治上很不受待见，但“9·11事件”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他的先见之明。亨丁顿在2004年出了最后一本力作，提出WHO ARE WE? 这个关键命题（该书已有中译本《谁是美国人？》）。亨氏纠正了一个习见：美国本质上就不能算是移民国家。和移民国家不同，不是少数人移居到新地域，加入原有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中，接受其博弈规则、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因宗教、经济的原因，远徙新大陆垦荒定居的英国人及其他新教徒，把新大陆看成无主的处女地。他们按扎根于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其交互合作规则和宪法等基础法律，都照萌发于英国的价值观念塑造。因此，美国人“抱团的身份认定”，新教信仰；英语；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和民选政府是四个要素。后续的移民才是事实上的移民，他们要加入这个社团，就得认同这几根规范的支柱。

亨丁顿认为，过于强调其中之一，譬如精英分子过度追求平等，或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甚至连英语都可以不讲，将削弱美国人的抱团精神，甚至使美国社会倾向瓦解。不能不说，选情中暴露出来的C群对精英阶层的反感和敌意，与此大有关系。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