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大整合激发长江经济带潜力

（原标题：以三大整合激发长江经济带潜力）

□汪川

未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在产业转移、城镇化和统一市场三个方面进行深度整合，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效应和经济潜能。一是促进东西部产业承接转移。开发长江经济带，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借助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连接东南西北，形成区域共振、上下游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二是发挥长江经济带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三是改革经济体制，构建统一市场。

建设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

早在1980年代，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基本框架的“T”字形战略就已经纳入总体规划。之后随着几个经济特区和一批沿海城市的相继开放，沿海这“一线”得到了开发，而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落实部署相对滞后。2014 年，“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是长江经济带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标志着建设长江经济带已然上升为国家战略。

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长江经济带战略实现了东中西三大区域开发的联动。通过长江水道和业已贯通的沪汉蓉沿江高速铁路网，联动东中西三大开发区域，长江经济带战略将构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第二，长江经济带将联动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由此撑起三大开发区域的骨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长江沿岸城市带；第三，长江经济带连接东海出海口和西部云南口岸，形成与“一带一路”相匹配的战略部署，并搭建起完整的开放架构。

发展不平衡制约长江经济带潜力

相比其他地区，长江经济带交通便捷，区位、产业和资源优势显著。在区位上，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上接京津冀，下连珠三角，西连丝绸之路，东接长三角；在资源和产业方面，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农业生物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同时，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大部分集中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等方面发展较不均衡，这深深制约了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

第一，区域内各省市发展不均衡。若以人均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情况，以2014年数据来看，区域内不同省市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情况比较显著：沿海的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人均 GDP 较高，超过了8万元；重庆、湖南、湖北的人均GDP 超过了4万元；四川、江西、安徽人均 GDP 超过了3万元；而云南和贵州人均GDP 低于3万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递减发展态势，且这个格局并未随时间而发生改变，表现出相当的延续性。

第二，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是一个地区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构成关系，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从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看，东部沿海省市的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要好于中部和西部省市；地处流域下游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产业结构要好于其他地区。当前，长三角正逐步走出低端制造产业，向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为主的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迈进，该区域内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结构也较合理。以西部的云贵川三省看，这些省仍处于农业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发展阶段，农业从业人员众多，说明农村仍具有较为丰裕的生产力，农民致富手段相对较为单一。

第三，城镇化水平差异大。从全球经济发展经验看，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城镇化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散经济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提升。在城镇化方面，若以人口比例来计算，地处中西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低于全国水平，城镇化率有待提高；东部的上海、江苏、浙江高于全国水平，尤其上海市的城镇化率接近90%。

从以上分析看，长江经济带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区域间经济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阶梯状分布，体现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发展的特点。

产业、城镇化和统一市场的三大整合

区域发展不均衡制约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潜力，削弱了整体的协同效应。未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在产业转移、城镇化和统一市场三个方面进行深度整合，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效应和经济潜能。

第一，促进东西部产业承接转移。长江经济带东西横贯我国三大自然经济梯度，上接京津冀，西连丝绸之路，东接长三角，下连珠三角，对全国市场有着良好的通达性。开发长江经济带，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借助快速便捷、立体交叉的水陆空交通运输网络，连接东南西北，形成区域共振、上下游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

具体而言，地处长江经济带东部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由于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传统产业亟待转移；同时，地处中西部的主要省份（湖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在自然条件、市场状况、产业基础方面各有特点，加之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层面相应的区域和产业规划的支持，具备吸引产业转移的条件。就目前的情况看，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中部制造业西部资源开发加工的产业承接特征较为显著。未来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承接的重点在欠发达地区，伴随这些省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更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和更优惠的政策措施等，长江经济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将持续向这些地区转移。

第二，发挥长江经济带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目前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除地处东部的上海、浙江、江苏以及直辖市重庆外，其余省市的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根据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到2020 年全国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左右。因此，长江经济带中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就目前来看，长江通道沿江有三大城市群，分别是东部的长三角城市群、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西部成都、重庆的双核成渝城市群。未来，长江经济带整合可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引领作用，大力建设江淮、两湖、成渝经济区等跨江联动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发展，携手打造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尤其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以重庆为中心区域的成渝地区将会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带动周边省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还应在发挥好特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一批区域性大城市、卫星城市和中心集镇，形成多层次城市发展格局，实现长江流域资源深度整合。

第三，改革经济体制，构建统一市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不均衡，究其原因与长江流域腹地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政策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不完善等也是难以完成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建设长江经济带亟待破除行政藩篱，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流域现代市场体系。

为此，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产权制度健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打破各自为政、地区封锁以及贸易壁垒，着力构建统一的区域管理体制与合作机制。尤其在交通的畅通、商品的流通以及资金的融通等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存在较大的流通障碍，这导致产业转移成本以及转移之后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全面发展要依托区域间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商品和资金流动平台，西部地区要在交通、通信、金融等方面补短板，确保区域间物流、资金流的畅通，降低产业合作与产业转移成本。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