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城镇化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

网易财经7月30日讯 201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20展望”主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他表示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

以下为文字实录：

蔡昉：

刚才朱部长讲了比较宏观的，特别是新型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级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国际政治，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会关注到一些特别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从美国也好、从欧洲也好，都看到了一些政治倾向上的动向，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民粹主义的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它相关的经济政策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很可能会对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一方面尽己所能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是做好我们的事情。做好我们的事情对经济学家来说就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无论经济学家在哪儿谈问题，开场白都是“现在我们经济增长减速了，我们怎么认识增长的减速？”我想说：

一、我们的确看到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下行的，不再是二位数了，而且也不再回弹了，没有“V”字复苏，而是长期向下的趋势，什么东西才能长期向下变化？我想需求因素可以让你下行，让经济增长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下，但需求因素很难长期形成一个趋势，注定向下行，因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是供给侧的原因，是我们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是坏事，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因此表明供给侧经济增长减速原因的最好说法就是我们来测算一下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和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也就是根据你的生产要素、根据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来看一看在不产生通货膨胀、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同时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大家可以看，在2010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10%左右。

到2010年之后，因为我们2010年经历了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出了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这之后，过去五年里“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今后五年规划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能力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我们希望探讨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把城镇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复苏，会回弹，应该追求“V”字型，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周期性因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要问，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不会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我们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看看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我们用人口扶养比，15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没有马上上升，20年之后才上升，90年代初才上升，因此维持了较低的人口扶养比高达20年，也正好是一些经济学家说日本人均GDP在达到美国的多少以后还保持高速增长。新加坡、韩国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新型城镇化能让我们得到什么？能否延长我们的人口红利？能否在人口红利消失时从新型城镇化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不是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源泉？

第一，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其中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它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新”在哪里？我们稍后再讲。

这张图显示的是我们过去，也正好是我们潜在增长力在10%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哪些因素推动的，其中资本积累是主要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接下来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贡献，也就是人力资本、教育，再以后扶养比，是狭义的人口红利，再以后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中有非常大一部分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益，这是我们特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

具体说这些因素怎么变化？我稍后就会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从这儿我们只是说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借助了城镇化的形式来达到的。因此我们来分解一下改革时期我们的传统城镇化如何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今后贡献方式如何发生变化。

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你增长的瓶颈。这张图上我做了一些数据的整理工作，整个图是城镇就业的变化，最下那块面积是城市就业者同时也有城市的户口，这部分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总量的增长在2010年之后是不再增长的，是负的。但现在大家从统计上看，每年城镇还新增1000多万就业，表面看上去这不合逻辑，因为按照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全国每年净增的经济活动人口，能就业的人可能失业，能就业、想就业的人全国每年城乡都算上才只有几百万而已，农民工转移没有那么快速度，城市本身是负增长，怎么可能有一千多万就业呢？其实它里面有个变化，大家看蓝色这一面，就是农民工，过去没有，它一直在城镇就业，但它过去一直没有被统计在城市的就业人群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越来越大，他已经是稳定的在城镇就业了。

除此之外还有上面这部分就是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尚未被官方统计纳入，但我们会想这里有没有人为操作的数据，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其实它也有道理，不是我们有意操纵数据，因为城镇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长。目前我们大概有40%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已经签了劳动合同，一年、两年，甚至无限期的劳动合同，占到了40%，1.7亿人，占40%也是很高的。同时目前大概94%的农民工是受雇，给别人当雇员，而不是自我雇佣，这些都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稳定性和就业的稳定性，无论从住户调查还是企业调查中，都等越来越多把农民工当做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项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了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说需求侧，基础设施对城市建设有需求。我们说供给侧，其实人口结构有利于资本积累，如果人口扶养比，食之者寡，生之者众，我们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也较高。大家看，我把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非户籍人口划在这里，大家看年龄结构，你就能看到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好、更年轻、更具生产力人口的年龄构成，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就更合理一些，因此变得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数量上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但很少想到它在质量上也对劳动力群体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这点其实很好理解，总体来算，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农民工进城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年轻群体中和城市年龄偏大的这部分人相比来说，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老的城市职工，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

四、我们都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说穿了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库兹涅兹是美国一个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那些部门和地区去配置，因此整体生产率就提高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下面这个蓝色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提高，但如果看统计年鉴你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有人通过这个数据说，“你们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都不准，还有近30的人口在务农，怎么叫转折点？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其实不是，其实你是在书本上、在年鉴上看中国经济，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你就知道农村没有任何哪怕一个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官方的统计，比较保守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此我们作出了这张图，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额，我们知道有一个差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官方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搁在二产还是三产，所以我把他们作为残差单独列出来，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是在二产三产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又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从事非农就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兹过程”。

现在我们想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城镇化是什么样的，利用2010年的数据，它可以表明今年的情况，因为2010年的数据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是来自于城市自身，城里人生了孩子，生出来的孩子比死去的人多，这表明城市人口增加了，这部分只占16%，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增长”，其它的84%都是“机械增长”，从外面非城地区迁入的，这里面26%的人是农民工，也就是今天在城市的1.7亿农民工，他们占到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5%，从农村转到城市了，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的。黄色这块，贡献最大的这块，53%，我们过去都没有注意到，这部分人是一个城镇化，但还没有特别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不是库兹涅兹的过程，我们把他叫做“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化的变化，过去叫“村”，现在叫“居委会”，过去这地方叫“乡”现在叫“镇”，过去叫“县”现在叫“区”，或者叫“市”，我的身份可能就随之而变，这部分是城镇化很大一部分的贡献，这部分贡献带有一定的虚拟性，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库兹涅兹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块，农民工这26%的贡献如果继续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按照这个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城镇化率这一列，目前我们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基本是按照我们原来的预期来提高城镇化的，但到了2030年的时候它就不是每年一个百分点涨上去，就减速了，到2030年不像我们过去想像的应该到70%，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最后这一列，每年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要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做“农业转移人口”。老实说我们现在把他们叫做农业转移人口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中的就业人口大部分在40岁以上，他们不太能够转移了，我们真正看到每年新增农民工虽然叫农业转移人口，但他们没有务过农，他们是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而这部分就是农村16岁到19岁的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蓝色这条线就是农村16到19岁的人口，2014年时这部分人口已经到达了峰值，是最高点，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是负增长，这部分人口不再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情况很严重，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就会下降，粉色这条线已经显示出来了，过去我们每年农村务工人口都是4%，到了2014年只有1.3%，去年只有0.4%，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你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你的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比如在现在70%左右的基础上一年只增加一个百分点，你可以对应使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一对一。同样地，如果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和城镇化有关的，资源重新配置等等，能够在这期间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几年中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百分点几乎是一，因此这两项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我们现在要推进改革，我想应该做三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如果我们对现在改革的速度还不够满意，我们应该认识到三点：

一是你有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改革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涨，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一点前面那张图已经显示了，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你才可能有决心愿意推动改革，这是第一点。

二是即使你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我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看，城市政府一定要负这个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的给当地城市政府获得？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激励相荣地推进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刚才显示的图再拿出来看一遍，大家看，50%多的城镇化是靠就地转移视线的，靠行政区划的变化实现的，我们五中全会确定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很有利的指标，加快户籍人口城镇率的提高，到2020年获得城市户口人占的比重要达到45%，这是一个很强的硬指标，不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就达不到，这是我们原来的设想，但最后你会发现如果没有改革激励非得达到这个要求不可，最后发现53%有很多机会，也就是通过改变区划把城镇化提高，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它没有“库兹涅兹改进”，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