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推助力：美国社会群体隔阂

（原标题：特朗普的推助力：美国社会群体隔阂）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一百一十七

社会合作范围急剧膨胀，环球化过猛，带来了文化认同的脱节。美国社会的这种新分野，源于“对教育和智力的所有关系。”敏锐捕捉到两个阶层的文化价值隔阂，是特朗普敢无视传媒潜规则，公然挑战“政治正确”言辞的根源。

美国总统大选到了最后阶段，共和党大会已在克利夫兰闭幕。之前几天，悲剧惨剧接踵而来：达拉斯、路州枪杀警察，土耳其军人政变，尼斯节日之夜游客行人被碾死，再加上稍前的英国脱欧公投、伊斯坦堡机场爆炸，近日的慕尼黑街头滥杀，无不教人心惊胆战。世界在走向疯狂么？这种恶化的局面，容我预测一句，天平会向特朗普摆过去。

特朗普摆出了极强硬的姿态，宣示“没有谁，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捣乱！”特朗普的逻辑是，纵然再凶狠的暴徒，也有忌惮的痛处，还有家人要体恤，你给予最严酷的惩罚，谁还能无所顾忌？

本文要讲的重点，远为冷静理性。笔者在此想要说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发作的冲突，背后原委在哪里？1992年总统选举中“黑马”克林顿意外胜出，说过一句名言“别扯了，争的还不就是经济实力！”击中了时任总统老布什的命门。那么，本次总统角逐，命门又是什么？就是“别扯了，拼的还不就是群体认同It is group identity, stupid!”

人类是个群体合作的物种。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辉煌的程度，是因为合作的群体在不断扩大。从个体到家、家族、部族、族裔、地域、乃至民族和国家。信任纽带从生物基因——血亲、姻亲扩展到同乡、同学等文化基因（权且称之），直到文化或文明的大群体。而宗教和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则是大群体合作的强韧纽带。群体越大，半径越长，信任就越难建立也越容易贬损。用经济学术语说是交易费用会越大；以儒家的见解是“差序格局”；笔者则说得更形象些，把它戏称作“阿凡提的汤的汤的汤”（前年在本栏曾专题讨论过）。

这与眼下的困扰，英国脱欧只是一次急性发作，又有什么联系？总体而言，是社会合作范围急剧膨胀，环球化运动过猛，带来了文化认同的脱节。

一方面，社会精英阶层过度拥抱无国界合作，越来越淡化甚至否定本国文化认同，即所谓的Denationalization。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的群体认同远未跟上，也不可能跟得上，长期演化铸就的合作基础和文化认同不可能像软件系统那样频繁更新。事实上，他们因为遭到了离弃而对超国家合作越来越反感：产能外移，工作机会丧失或被新技术取代，生计日益艰困，子女的前景也渐趋黯淡。而精英阶层是最受益的子群体，掌握着知识积累和技能提升，掌控了媒体话语和观念塑造，更别说立法司法和资金配置的权柄了。在他们的顶端，精英中的精英（被称为“达沃斯帮”）的小团体，统辖着博弈规则，挟持着观念制作，以种种“政治上正确”的说辞来引领公众意见的表达。

两个阶层的文化价值隔阂在本次美国大选中渐渐露头，特朗普敏锐捕捉到这种割裂，是他敢无视传媒潜规则，公然挑战“政治正确”言辞的根源。尽管他也是精英分子，但他深知民众的深刻不满，能体会群体认同的裂隙。

篇幅所限，这里先来谈谈美国社会所患的沉疴，慢性却在不断深化中。总统大选年两党的缠斗相互攻击各执一偏，表层似施政的差别，根子却出在民众利益分化和认同分野。让我再次引用《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中的分析。这个白人群体目前是特朗普的支持主力，他们致力于“有自己的房子、车子，能送子女上大学，有健康保险，有积蓄可以退休，还可以不时去度个假。”该书作者莫雷结合了物质收入和文化精神生活两个要素来定位群体。他把过去的富人阶层叫做“老富”，他们住的房子大一点，多开了几辆大汽车，然而在精神生活品质上没形成特有的价值取向和语汇观念（Value Code）。真正的“新贵”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才逐渐形成，其独特之处在于对信息、知识、技能的把握，故又被称为知识精英、教育精英、或认知精英。

区分等级阶层的核心标志，是受教育时间和品质。新贵的收入和教育及智商的相关程度极高，几乎可说是“二位一体”。美国妇女生育头胎的平均年龄，未完成学士学位的是23岁，有大学文凭者为29.5岁，拥有更高学历的则在31.1岁。高教育母亲教养子女更有经验，条件更好。结果，下一代差别更悬殊。

新贵的子女教育良好、素质优异，越来越集中到顶尖大学。以入学的一个重要标准SAT成绩为例，今天SAT成绩处于顶端的5%美国学生，有20%云集在最顶尖的10所大学，有50%在最好的41所大学，高达74%集中在前列的105所大学。而被那些学府录取的学生，总共才占了全部入学新生的19%。

莫雷认为这是一种竞争的“自然力量”造成的。我们也许可以说，美国新分野是根源于“对教育和智力的所有关系”的，只是如此造成的后果以及分化的扩大，将更难逆转。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提）商学院教授）

是是非非内部人

据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研究，内部人并不可怕，内部人控制会让内部人拥有信息和权利优势，从而可能做出对己方有利、而对股东不利的举措，但内部人因为其专业能力而得以放手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要是股东把内部人手脚束缚住了，公司未必能得到发展。

张三开了个饭馆，专做徽菜。如今徽菜比较流行，不少人好吃臭鳜鱼和毛豆腐这类经典菜品。但张三不擅长烹饪，于是从老家聘请了一个功力不错的厨师王二来掌勺。王二年轻力壮，在当地烹饪圈崭露头角，为人又讲义气，勤快肯干，张三把店交给王二打理非常放心。开始时店面小，王二负责厨房，张三负责厨房外的其他事，算是一起创业了。张三对王二也不错，开出了同行里的高薪水。饭馆生意慢慢红火起来，老乡们看到还挺眼馋的，于是纷纷打听开饭馆的事。张三心想，自己富裕了，还得带领大伙儿一起富裕，才算是对得起家乡。但这个开饭馆虽说是个平常事业，也需要企业家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万一老乡们各自开饭馆，结果亏了，那如何是好？思来想去，张三做出了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决定，把自己的饭馆增资扩股，让老乡们都来参股，然后办成一个连锁企业。

张三的建议老乡们当然赞成。而且张三也说了，他对未来的企业不控股，和大伙儿一样拿股份，算是大伙儿共同的企业。张三这么做岂不亏了？其实这是张三想回馈老乡们的举措。而且张三还有别的事业，并不特别介意饭馆生意盈亏。这下大伙儿更高兴了，不用管事，还能分红，多好的事！于是这个新连锁饭店就建起来了。考虑到大伙儿都是股东，万一不懂装懂，对企业经营管理指手画脚怎么办？张三没顾虑，王二顾虑可大了，毕竟王二不和张三一个镇，不是嫡亲的老乡，你张三信任，其他人未必信任啊。张三一想也对，就和大伙儿商量，全面授权王二组建管理团队，负责饭店日常经营管理。而股东们只管大事，不干预王二。大家也同意给王二股权和期权激励。

想想看，这可是一个很规范的企业，是不是？公司治理相当好！所以实施新制度后，饭店得到快速发展，还真有点做大做强的味道了。不想，随着饭店进入稳定发展期，反而出现了各种问题。首先，作为股东的老乡们对王二有点嘀咕。原因是王二拿那么高的薪水，比股东们所得的红利还多，居然还不认真干活，要是打打麻将也就罢了，偏偏还去学城里人的高雅情趣，打起了高尔夫。那玩意是平常百姓玩的么？于是有人就来找张三，问王二玩高尔夫的花费从哪出的？张三还得耐心解释，这是王二自掏腰包发展的业余爱好，再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其次，有些股东开始公开指责王二不尊重股东权利。张三就问了，怎么个不尊重？这些股东说了，想把子女安排到饭店来，可王二不答应，说经营管理上的事股东不便干预。张三又得劝，王二没错啊，你子女没本事，去饭店也是个累赘。

日积月累，股东们和王二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部分对王二不满的股东开始批评王二，并游说其他股东召开股东会，想罢免王二。张三百般相劝，凭借自己的威望，好歹平息了。但一件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原先的局面。当地一个有钱人不声不响找到那些心生不满的股东，以极高价格购买了他们手中的股票。最终他成了饭店大股东。他就是李四，也做饭馆生意，主打也是徽菜。这些年他一直羡慕张三和王二的生意，早就动了吞并之意。现在趁股东们内乱，终于得手。李四以大股东身份和张三及王二谈判，摆明了两条路：要么把手头股份转给他然后走人；要么老老实实像过去那样照旧做事，但得服从李四的整体战略。张三第一个不乐意，因为张三和李四不是一路人，于是转让股份，放弃了一手创办的企业。王二看张三走了，当然也不乐意，王二感激张三的知遇之恩和容忍之量，决心跟着张三一起打拼事业。于是两人来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创办餐饮企业，只不过王二提了一个要求，不许再分散股权。

张三记得曾听过一个教授讲课时提到类似的事，于是找到这位教授。教授说，你这事美国佬一百多年前就干过了。有两个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还专门写了本《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这本书里说，大公司股权分散化后，单个股东就没了监督和管理公司的激励，因为股东付出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但只能分享所占股份的比例，不划算。这后来被称为股东的“搭便车”行为。由于这种行为，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成了弱势，而管理者长期经营管理公司，反而成了强势方。其原因在于：一来股东没有激励去干预管理者；二来管理者更懂经营管理，更了解公司和市场，股东即便想干预也很难；三来管理者会通过制度和团队建设来构筑屏障，阻碍股东干预。这就是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内部人控制”。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研究这个课题全球知名。不过青木教授说了，内部人控制并不等同于内部人做坏事。内部人控制会让内部人拥有信息和权利优势，从而可能做出对己方有利、而对股东不利的举措，这个在经济学里被称作代理问题；但内部人因为其专业能力而得以放手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要是股东把内部人手脚束缚住了，公司未必能得到发展。

内部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股东和内部人之间寻求利益一致的激励制度安排。这是教授最后给张三的忠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50年后

英国人再造工业奇迹

这几年，每年有3500万吨左右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灌入泰晤士河。长此以往，泰晤士河可能又要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了。基于切身利益，英国政府为耗资42亿英镑、计划耗时10年的伦敦“超级下水道”工程开了绿灯。

2003年，BBC拍摄了一套名为《工业世界的七大奇迹》的纪录片，介绍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地的七大工业奇迹。与金字塔齐名的伦敦下水道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人们行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丝毫不会觉察地下庞大的污水渠的存在，但却享受着它的恩惠。但随着伦敦的日益“扩张”，这个奇迹也需要再造了。

这几年，每年有3500万吨左右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灌入泰晤士河。长此以往，泰晤士河可能又要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了。介于切身利益，英国政府为伦敦“超级下水道”工程开了绿灯。这条东西走向贯穿伦敦两端的地下水道在水下，起始于西伦敦的安克顿蓄水池，沿着泰晤士河一路向东延伸到莱姆豪斯，然后拐往东北方向，终点设于东伦敦的阿贝米尔思抽水站。这个抽水站就是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150年前所建排水系统的一部分，被视为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核心。

这个超级下水道全长约25公里，管道直径超过7米，可容纳160万立方米水——由泰晤士水公司修建。伦敦自来水都由泰晤士水公司供应。这还将是一条可并排行驶三辆双层巴士的地下水道——与英吉利海峡地下隧道一样宽。它被冠以“超级下水道”名副其实，当然不止是规模，还有它的“超级”造价——耗资42亿英镑，计划耗时10年，约在2025年左右建成。经费来源之一是水公司的每个客户，伦敦每户人家。每个家庭或住户从2015年至2019年每年缴纳40英镑工程赞助费，2020年起为每年80英镑，未来还有涨价的可能。如能顺利开建，它将是英国水利行业迄今最大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一旦“超级下水道”建成使用，泻入泰晤士河污水的97%可以避免。

1848年，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急剧膨胀的人口超过200万。谁能想到，处于工业革命浪潮顶峰的伦敦，因工业污染严重，空气混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议员们在泰晤士河畔金碧辉煌的议会大厦里常常被臭气熏得无法辩论下去？1858年夏天，伦敦政府部门近乎停顿，许多议员打算逃离首都。

伦敦以“雾都”闻名于世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雾都”的形成原因，与工厂的烟囱林立有关。到19世纪为止的近几百年中，伦敦流行病此起彼伏，猩红热、肺结核、流感、麻疹、天花、伤寒、霍乱等不断爆发。那时人们认为，这些流行病都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因此，伦敦上空浓密的雾气，被认为是“瘴气”。1848年伦敦爆发霍乱疫情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病因就是空气中难闻的气味，而空气中恶劣气味的来源就是各种污物，因此，只要把各种污物用水冲走，就解决问题了。所以需要改明渠为阴沟，修建覆盖全城的下水道网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历经九年辩论，工程师巴扎尔加提爵士终于得到政府批准允许设计修建纵横近两千公里的下水道网络。这样，伦敦成了世上第一个有完善下水道排污系统的城市。这条下水道系统解决了污水未经处理直接被排入泰晤士河的问题，至今还有100英里在使用，仍然运转良好，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年修建的费用总计42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300万英镑，在那时却是个令人眼晕的天文数字。即便如此，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奇迹”之一并没抵挡住人口膨胀的压力。

150年过去了，如今伦敦人口又暴涨了四倍，再加上洗衣机、洗碗机等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没见过的用水机器，而排放污水仍基本靠维多利亚时代的下水道输送，突增的流量令下水道难以承受而间接让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泻入泰晤士河。据泰晤士水公司统计，目前污水漫溢污染泰晤士河的频率已是按周计算。

几年前一则新闻称，在伦敦繁华的莱斯特广场之下，大约1000吨油质固态垃圾几乎堵塞了下水道，极有可能造成污水横流和排涝不畅。泰晤士水务公司不得不组织了数支清除队，从伦敦西区下水道开始清理油污。经过清除队的手工铲除和高压水枪的冲洗，脱脂后的下水道变得宽阔、通畅。

不过，虽然泰晤士水公司方面一再摆出数据证明项目的紧迫性，但在项目沿线可能受影响的区域，民众反对声仍不绝于耳。呼吁保护河岸的活动人士认为，一些地下道必经地段根本不适合建设这么大规模的项目，即使建成了，照样会有大量污水排入泰晤士河。有人认为应建造一批更小、更便宜的雨水池、城市排水等项目，同样可达到让泰晤士河更干净的目的。还有人则认为绿化地表、保持土壤、固定水分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当然，这种战略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但应对每周都在发生的污水漫溢乃当务之急。2012年伦敦主办奥运会花了大概100亿英镑，为了解决大伦敦火烧眉毛的污水困局，42亿英镑无论如何是节省不得的。

（作者系股权投资专家、大本钟奖天使投资人、成思危风险投资基金筹委会负责人）

英国殖民控制与印度纺织业盛衰

——印度漫笔之十

17世纪末，印度控制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纺织品贸易。但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彻底从棉布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印度棉纺织业与英国持续抗争了上百年。圣雄甘地号召大家使用手工纺纱机，自产土布来对抗洋布。那时，纺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

据一些经济史家估计，1800年，印度工业产值几乎占全世界20%。可是这个比重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持续下降。1860年降至8.6%，到1913年就只有1.3%了。如此大幅衰落，肯定有西方快速工业化的影响。但单看绝对数值，印度工业产值也有所下降，这就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严肃思考。

有学者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发生了“去工业化”。纺织业最有代表性。棉花原产于印度，种植历史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所以印度各地手工纺织业十分发达。17世纪末，印度已控制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纺织品贸易。英国从莫卧尔帝国进口便宜的棉布，是当时两国贸易的主要内容。

但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从此不再向印度进口棉布，只进口作为原材料的棉花，而且把印度当作制成品倾销地。一项针对1880年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当时印度每年棉布消费约291000吨，其中54.4%从英国进口。英国棉布对印度的冲击，既可从数量来衡量，也可从价格来衡量。如采用价格衡量口径，英国的影响可能还要大。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从棉布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

印度的棉纺产业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遍布各个村镇、持续千百年的小农手工棉布纺织，涉及众多农村劳动人口，产量也不小。可惜绝大部分手工棉布即土布质量不高，只能自产自销，并不进入市场；第二层是高质量、商业化的棉布生产。富裕阶层对高档棉布有不小的需求。可随着英国棉布大举进入，这一层纺织业迅速崩溃，对底层土布反倒冲击有限。

这两个层次的区分非常微妙，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澄清。从消费者角度估计，19世纪前半叶印度人每年消费、消耗的棉布数量，只是19世纪后半叶的三分之二。人民消费数量增加，对印度棉纺织业产生正面的影响，否则受英国的冲击还会放大。

现在缺乏19世纪前半叶准确的印度人口统计数据。如根据之后的人口变动速率向前推算，那即使人口增速并不突出，在那几十年里也要增长50%。假定每家每户都会纺纱织布，土布增速与人口增速保持一致，那么印度棉纺织业受英国棉布的冲击可能被大多数经济学家高估了。

对英国棉布是否导致印度纺织工人大量失业，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派估计，1850年印度有600万纺织工人，到1880年只有240万，1913年更只有230万。印度GDP和人口都在缓慢增长，而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却在下降，这就印证了“去工业化”的提法。但另一派学者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一个原因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印度人对棉布的需求曲线发生移动。大量廉价英国棉布进入印度，使印度人能以同等价格购买更多棉布。同时，英国棉布进口也极大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性，促使不思进取的印度纺织企业不得不努力提高生产率。所以雇用产业工人数量减少，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英国的竞争，也要归因于印度本土企业的效率提高。

早期，英国输入棉布的附加值并不高，缺乏精美的花样，只能以其价廉取代低端棉布。而印度本土精细加工的高端棉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几十年后，英国对印度输入棉布的数量并没有太大增长，收益却提高很多，即便考虑汇率因素之后仍然如此。对此很自然的解释是，英国对印度出口的棉布价值在不断提高。到19世纪晚期，英国棉布终于在高端市场上彻底打败了印度棉布，而把一部分低端市场还给了印度。

面对挑战，印度本土市场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悄然发生一场革命。一些商人从英国引入织布机，开始用同样技术来生产棉布，与英国人争夺市场。遵循重商主义的理念，英国人总想着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制成品倾销地，却不曾想它也同样会成为产品生产地。印度为其他的殖民地做出了表率。

印度本土机械化纺织业发源于孟买。一位名叫达瓦的棉花商人，在将印度棉花运往欧美的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他不满足于做原材料贸易，总想着生产。1856年，他从英国买来机器开始生产加工，到1862年，孟买的纺织厂已颇具规模。此后，印度纺织厂规模和数量突飞猛进，纺锤从1861年的338000个增至1874年的593000个，印度本土对棉花的需求量也翻了几番。印度纺织企业不仅能满足本土市场，也有出口能力了。虽然此时印度纺织业的规模与英国相比仍十分弱小，如印度纺织厂每年消耗的棉花数量仅是英国纺织厂的7%，但英国人已经坐不住了，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印度对英国进口纱线免征关税。

本来，印度纺织业在这些政策的打击之下必然遭受重创，但19世纪后三十年印度金融经历了“卢比贬值”，这一定程度阻碍和延缓了英国纺织品向印度的倾销。可印度很快又发生“卢比升值”，刚缓过气来的本地纺织业大受打击，再加上殖民者制定的一系列限制本地纺织业的政策，印度纺织业又一次陷入低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崛起，对英国人的反抗变得有组织性，而纺织业正是其中的领头羊。

印度的棉纺织业与英国持续抗争了上百年。直到圣雄甘地时代，仍然号召大家使用手工纺纱机，自产土布来对抗洋布。那时，纺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