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刺宋案”（上）

（原标题：重审“刺宋案”（上））

自清帝逊位（1912年2月12日），到“二次革命”发动（1913年7月12日），只有短短一年零五个月。但这一年多里，国内政局动荡剧烈，真可谓瞬息万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受革命史观影响，研究者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评价“二次革命”的积极意义，抨击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包括一些颇具知名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内，对“革命”似乎很不感冒，他们把后来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二次革命”。

显然，上述两种偏向或多或少都有悖于实事求是精神，难以令人信服。

“二次革命”多此一举？

“二次革命”既已发生，那就有其必然性。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讨论它该不该发生，而是要尽可能地弄清楚革命发生前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宋案”的真相，从而回答“革命为什么会在很短时间内再次发生”这个疑问。对于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些关键史实，也需要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评判“二次革命”，才有足够说服力，也才有意义。

而到目前为止，学界恰恰在以上各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过去五六年来，我研究“宋案”及民初政治史其他问题，所获得的感想之一。

我是从2010年初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觉得有必要做一做相关课题，深层原因则是自己一直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几年来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都是聚焦本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活动的，如“北京兵变”的真实内情、有贺长雄（袁的日籍顾问）与民初制宪活动、袁所聘高等间谍青柳笃恒的行止、民初三种袁世凯传记出台内幕等。同时系统考证了卷入“宋案”的几个关键人物，如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等各自在该案中扮演的角色，并对“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予以辨正。还有一篇还原“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论文，不久也会发表，其中有些核心事实是以往学界不清楚的。

也许在完成了1912年到1915年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之后，回头再讨论“二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我们才会有中肯的认识，才有资格对之进行评判。

被遗忘的袁世凯密档

历史问题研究的推进，离不开新史料的发掘利用。我有兴趣重新审视民初政治史，也是因为自己有机会利用目前尚未公开的一些稀见史料。具体来说，就是当年袁世凯的心腹、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别号叔度，兼任袁政府国务院参议）保留下来的一批珍贵档案。

该档案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流落日本，大概以1912年前后及1915至1916年时期为主，内容多涉及南北议和及复辟帝制；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当时清华历史系的吴晗等购藏的（有可能从曾彝进本人或曾家后人手里买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历史学系，这批资料就一并带了过来，它主要是1913年到1915年间的档案。

流落到日本的那部分档案，前些年经整理，大多已收入2013年河南大学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另外又有影印本单独发行。而留在北大历史学系的部分，因为没有目录，无法利用，一直不曾对外开放。后者内容大体涵盖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与“刺宋案”有关，主要为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方面如何应对，而不是袁如何策划“刺宋”的材料。第二是“二次革命”前后，袁世凯一方如何对付国民党，包括制宪活动，收买日本间谍监视在日国民党人活动等等。第三则是反映“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这批档案总量不是很大，但涉及民初政坛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知道有这些档案，当时未予以特别关注。直到2010年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时，才决定重新翻阅利用。

说到曾彝进这个人，虽然不如同时期袁政府其他主要官僚那么为人熟知，但他的地位其实很特殊。他是四川华阳人，清末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师从有贺长雄，归国后任职于清廷工部、邮传部、大理院及资政院，民初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因精通日语，袁世凯与日本方面打交道，通常都要经过他，比如袁与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及日本驻华公使联系，他就是联络人。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他参与过多次机密活动，因此所保留的档案里，有不少罕见的材料。

曾彝进写过《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一文，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第三辑。内容仿佛野史奇谈，又无其他史料佐证，让人真假难辨，故一直没有受到学界足够重视。但与北大历史学系所藏上述档案作一比对，我们就会发现，曾氏《内幕》一文提及的许多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信度相当高，很值得重视。

应夔丞绝妙“供述”

说到近几年我所做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宋案”研究了。我以为，破解“宋案”谜团必须遵循一些原则，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严格从可靠证据出发，否则任凭你分析得天花乱坠，也都是无用功。

“宋案”证据中，最核心的，便是案发之初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那批函电文件。由于种种原因，百余年来还无人可以全部准确解读这批证据。更有一件暗藏了诸多玄机，迄今无人窥破其中秘密，这就是应夔丞被捕前一天向国务院寄出的一份油印品，题为“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

一直以来，“宋案”研究者只是把这件证据看成应夔丞为了干扰警方破案而耍的把戏。但仔细分析该“宣告文”，再结合其他可靠材料，可以发现，实际上它隐藏着某些令人很振奋也很震惊的秘密。比如，“宣告文”提到的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陪审员薛圣渡”的名字，其实是由应夔丞妻姓“薛”和应夔丞祖父名“圣渡”组合而成的；而“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的名字，则是由应夔丞母姓“叶”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义衡”组合而成的。应夔丞以“代理主席、副法官”自称，说明在他之上还有“正主席、正法官”，也就是应夔丞刺宋的幕后指使人。

而应夔丞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出“宣告文”，暴露了刺宋幕后指使人来自北京，“京江”之“京”，就是指北京，“江”则指江苏，亦即应夔丞本人，他当时正担任“江苏驻沪巡查长”。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宋教仁是被北京方面的人与应夔丞合谋刺杀的。再结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北京方面的幕后指使人，正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这件油印品还让我们知道，应夔丞是一个胆子极大而又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本想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达到掩饰刺宋罪行之目的。不料“宣告文”适成为其与洪述祖合谋杀宋的绝妙“供述”，只可惜当时法庭及后来研究者均未能揭示个中奥秘。

应夔丞在清末曾支持过革命，辛亥上海光复时，还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过谍报科长。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从宋教仁被刺之日起，就有传言说陈其美是应夔丞刺宋的幕后主使人，近些年更有人再度大肆予以鼓吹。而包括“宣告文”在内的诸多证据表明，“陈其美主谋刺宋”的罪名，实乃由袁世凯一方、应夔丞及其党徒，以及亲政府的《国报》等共同罗织、构陷而成的。而后又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于《辛丙秘苑》（内容为忆述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中杜撰情节，混淆视听，竟为一些不明内情、不辨真伪者所信。

“宋案”不等于“刺宋案”

袁世凯一方构陷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政府的攻击；应夔丞及其党徒陷害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政府，并寻找机会脱罪；袁克文杜撰情节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其父并非杀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动机不纯，各种所谓陈其美杀宋的“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完全与事实不符。

以上看法，我在关于应夔丞和陈其美的专题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证。至于有人说孙中山是刺宋幕后主使，不过是一些不了解该段历史的人的无稽之谈而已。

再进一步说，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只要我们将各种证据认真研究一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宋案”其实是由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构陷“孙黄宋”、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刺宋只是最后一步。

可以肯定，唆使应夔丞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非黄兴、陈其美，更非孙中山。那么，接下来需要搞清楚的，就是洪述祖谋划刺宋背后，是否有袁世凯、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二人或其中一人主使？对此，百余年来的看法几乎没有真正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没能将“刺宋”真正置于“宋案”全局当中来分析。多数人只关注“谁是刺宋主谋”，而忽略了对刺宋之前各环节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结果便是视野受到了局限，“刺宋案”研究也走进了死胡同。

而我们会发现，袁世凯虽然主导了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两事，并且主使洪、应以阴谋手段陷害“孙黄宋”，但与洪述祖诱使应夔丞杀宋，以及应夔丞要求以低价购买公债两事却没有关系。赵秉钧在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二事中只是边缘人物，而后意外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很快又中途退出，对于洪、应谋划杀宋，他更是全然不知。

相反，洪述祖不但是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及构陷“孙黄宋”的主要谋划者，而且在构陷阴谋未果后，又假托中央“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可以说，洪述祖是“刺宋案”唯一主谋。应夔丞则为获私利，在所有环节都与洪述祖密切配合，或出谋划策，或付诸实施，但又在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一事上食言，从而导致洪述祖转而实施“燬宋”计划。

在厘清上述案情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以及不同时期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宋案谜团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在该案中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合理还原。

袁世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本来与“刺宋案”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为了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开，从而给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更大冲击，他不仅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而且极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这样一来就使他有口难辩，再也无法撇清与“刺宋案”的关系了。可以说，他是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我在论证“宋案”中之袁世凯、赵秉钧及洪述祖的系列专题论文中，都有严格考证。至于其他尚未充分展开的议题，打算留到正在写作的“宋案”书稿中进一步讨论。 （未完待续）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及近代教育文化史。著有《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等。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本人审订。感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胡永恒先生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