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为L形翻转开药方

（原标题：为L形翻转开药方）

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尽快减税和减费，以及把利息成本降下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短期的供给侧减税政策也必须和需求侧的财政赤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互相配合。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凯恩斯需求侧的财政政策，无法单独进行供给侧的减税。二是放开服务业和部分新经济领域。三是大力推进创新创业，特别是有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四是对外开放。

中国GDP增速从最高的2007年的14.2%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6.7%，已经持续了9年。9年周期之所以不能算短，是因为一般宏观经济波动大约5年一个周期。

为何此次下行时间如此之长？凯恩斯关于经济波动的解释可主要归结为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及人口两个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归结为产业周期。

如果简单归纳对这一次经济下行的不同解释，主要有三派：阶段论、外因论和成本论。

阶段论认为，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以及依照中国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1年已经达到1.1万美元，因此，中国经济应当从高速度回落到中速度。

这样的分析是否合理？如果我们进行数据对比，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回落时，当年的人均GDP为5500美元左右。而韩国、我国台湾在从8%的速度跌下来的那一年，其人均GDP分别为1.2万美元和1.4万美元，购买力平价则近3万美元。如果我们乘以2，也就是1万多美元，比他们低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另外，同样是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做比较，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讲，我国台湾经济增长到1997年，然后从8%的增速跌下来，此前实现48年高增长；韩国至2002年从8%的增速跌下来，持续增长达42-43年。若同样以从8%的增速开始下跌的一年止，自1978年始，这一数字在我国是33年。虽然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244美元，但是，因为当年的汇率高估，真实的人均GDP最多150美元。

显然，阶段论并没有给出理由充分的解释。

外因论是指欧美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1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了对中国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出口减少，是为主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欧美经济最差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最高，而在欧美已经恢复了增长、经济出现改善时，我国经济却下行。因此，外因论这个逻辑也难以讲通。

成本论是说税负、利息、体制等成本过高，致使企业经营困难，导致了经济下行。这之所以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目前看来我国税负确实过重。

但是，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口增长放缓，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指22-44岁的人）收缩。

经济增速回落源于三原因相互作用

我认为，近两年经济明显回落主要源于三个原因的相互作用：一是人口变化，二是税费重，三是消费和资金的外移。

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工业增加值增长突然减速。这反映在我国传统工业领域220多个行业几乎全面过剩：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以及与房地产有关的例如家具、冰箱、彩电等的全面过剩；二是汽车产业增速出现下滑和房地产过剩。汽车在中国的每万人拥有量还很少，看上去仍然潜力巨大，但是，如果看到在农村的6亿人口中很多是老人，而这部分人肯定不会购买汽车，因此可以知道，汽车市场在我国的潜在空间有限。同时，房地产仍然远远过剩。我们测算的数据是，我国城镇住宅现在已经达到每户平均2.1套，如果把在建、新开工的住宅也全部加上，未来城镇的住宅总量将几乎可以容纳12亿左右的人口；三是发生产业挤出性的向外转移。特别是今年，这一趋势已经明确。

人口减少的数据显示，假如人口自然增长与受到实际干预，这一缺口大约2.17亿人，涉及1-45岁的年龄区间。如果只计算22岁至44岁的人口，缺口为1亿多人。可以设想，如果还有1亿多22-44岁的人口，或者还有2.17亿1-45岁的人口，那么，我国的住房、汽车销售将绝不是今天的局面。另一佐证是当前的养老、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的大发展提前到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口结构变化来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长期下行是有道理的。如果观察我国1974年至1994年间人口增长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它与2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高度相关。前20年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之后20年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这一定理成立，以1995年到2015年的人口增长率看，增长曲线确实出现一个急剧的拐弯和一个很长的L形。

税费重的因素在上文“成本论”部分已有提及。利息等各种成本过高使得制造业无利可赚。

第三个原因是消费、资金的外移。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上存在约30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的逆差。我国有约172万学生去海外留学，而在我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仅约40万，教育服务的逆差有1千亿美元。在旅游贸易上，逆差也有1千多亿美元。而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来自于服务业，但是我国服务业的贸易逆差较大，对经济下行产生不小影响。

如何让L形翻转上来

长期的L形能否有办法改善？有四个药方。

一是短期的经济政策。供给侧的经济管理应分为减税、降费等的短期经济政策，中期的改革，以及长远期的技术进步等的供给侧结构调整这三个层面。类似于当年英国撒切尔进行的邮电部门改革，我国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中期改革中的一个部分。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不应放在一个名词里。

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然而，目前尚未看到在财政政策上有什么有力的供给侧政策。例子是，如果看1-5月的财政数据，税收和费的增长率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4-5月，税收和费的增长甚至超过10%，而同期的GDP却最多实现6.5%的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减税和减费，还有把利息成本降下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同时，短期的供给侧减税政策也必须和需求侧的财政赤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互相配合。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凯恩斯需求侧的财政政策，无法单独进行供给侧的减税。虽然学问可以势不两立，但是，政策的使用一定不可以相互对立。

因此，当前要提振经济，核心在减税。在减税的同时，需配合财政扩大需求的政策、赤字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反之，如果不给制造业减税，货币会流入房地产：设想，银行只对国有企业放心，国有企业看到制造业没有投资利润，最后，钱就会流入房地产，引起又一轮房地产热。因此，核心在减税，并把贷款利息降下来，否则经济无法顺畅运转。

二是放开服务业和部分新经济领域。为什么目前民营企业的投资下滑、外流？因为传统制造业已经过剩。但是，由于服务业没有完全开放，教育、医疗、养老、旅游还均未放开，导致民营企业无处可投。

同时，新经济的某些领域也需要放开。例如我国十多亿亩的盐碱地区可以放开给民间投资进行改造。另外，林业经济、环保等都可以放开给老百姓投资，把过去总是国家投钱干的事，让给民间投资去做，要好过资金流到国外去。最近，通用航空领域的开放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三是大力推进创新创业，特别是有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美国信息高速发展离不开其强制大学的技术、专利都要向社会开放的政策，如果我国在这方面也应该有大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注意三个盘活。第一，城乡双向流动，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让资金能往下流动，人员能往城市流动，这会带来至少1%的经济增速。而我国现在弄得僵化了，农村退不出来，利用效率低，而城里的资金不下乡，难以反哺农业和农村，如果没有一种盘活机制势必无法走通。第二，盘活国企资源。现在国企有一百多万亿的资产，以及人力、资产、土地和技术资源。如果拿民企的平均贷款利率，加上民营企业拿地的成本去核算，整个国企在亏损。如果只算利率，亏损在2.5万亿元左右。若加上土地成本，亏损约为4-5万亿元。是否能盘活，需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第三，盘活体制内的技术、人才、项目资源。我国大专院校、国有企业研发中心、科研院所等等，一些研发出来的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把它们盘活。当年美国高校的技术也只有5%的转化率，后来出了一个拜杜法案，强制高等院校开放技术资源，我国也应效仿做一些类似的大力度的政策推动。

四是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如何分工，特别是市场经济活跃的地方基本都在南部沿海“带”上，风险如何评估，央企的改革能否有助于形成跨国公司的体制实现走出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方案。对外投资不能大规模地走丢了，走出去不回来了。我们需要的是，对外投资总体上盈利，企业要有利润，国民收入要回流，与国内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和分工链，并开拓市场。

总之，L形是否能够翻转到S形，要看是否正确地开出药方，能否实施真正有效的政策，政策能不能到位，能不能大力度地改革。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