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匡时为国重 今天为何要纪念沈家本？

（原标题：法学匡时为国重 今天为何要纪念沈家本？）

编者按/今年6月，适逢沈家本先生逝世103周年，而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法学著作《刺字集》面世也有130周年了（1886年刊行）。百年以来，因为种种复杂的时代原因，这位公认的“清末修律第一人”，一度被人遗忘，而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法治“中国梦”，至今仍然是我们后人要继续追寻的。薪火相传，悠悠未绝。本版略尽绵力，以此专题致敬先贤。

我是沈家本先生的仰慕者

我最初接触沈家本先生的著作，还是读研究生时。

1961年，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读研究生，导师是张晋藩先生，研究方向定于唐代法律。那时刊物上关于唐律的论文很少，看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戴克光先生（剑桥大学毕业，师从议会政治学说代表人拉斯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就去拜访他。可能因为当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1949年前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官方机构任职），他人很低调，加上我去之前没先联系，他介绍的情况不多。只记得资料方面，他让我查阅《沈寄簃先生遗书》（沈家本别号寄簃）和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

在张、戴两位老师的提示下，我开始阅读《沈寄簃先生遗书》中的《历代刑法考》等内容。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沈老先生。

颠沛流离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听说所图书资料室有沈家本先生的未刻书稿，觉得很珍贵。法学所当时的所长是张友渔先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主编，解放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副所长是周新民（解放初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沈阳直辖市副市长）和韩幽桐（宁夏高级法院原院长），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既是中共的老干部，也是法学界的老专家。当沈家本先生的孙女余谷似（本名沈仁同，曾任北京文史馆党委书记）代表沈氏后人将这批珍贵史料捐赠给法学所后，几位所领导非常重视。

“文革”爆发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被说成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地方，包括法学所在内的各研究所都遭到冲击。红卫兵“破四旧”，跑到不少地方抄家。法学所的图书资料是解放时董必武董老收集的，其中有不少中国古代法律缮本，还有北洋政府的史料。董老曾有言，不管将来机构如何变动，这批图书史料都不能分散，要集中保管。这使汇入书库中的沈老先生的未刻书稿，还有我到法学所后参加收集的革命根据地法律史料，受到全所重视，“文革”中免遭劫难。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紧急战备动员的“一号令”，北京的一些老干部和中央机构被分遣到外地，法学所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材料和缮本图书也打包，开始说运到陕西华山，后运到了河南信阳鸡公山。1972年哲学社会学部整体回京后，又辗转运回。

1975年底到1976年初，湖北云梦秦代墓葬发现了一大批记载秦代法律的竹简。国家文物局组织整理时，急需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学者参加，军宣队和所总支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很想参加，但不敢贸然答应，因为“文革”期间已经被整怕了。后来去征求在文物局工作的一位同学的意见，他带我去见了胡绳武（历史学家，时为文物出版社负责人，2016年6月去世），知道这项工作是学术研究，才决定同意参加，同去的还有高恒（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参加整理秦简，识读、分类、断句、注释、翻译，不仅参阅了古代文献、字书，也参考了沈老先生的《历代刑法考》等古代律法著述，这是我又一次学习他的著作。

泽被后人

我们在国家文物局加紧工作，拟先出版秦简线装大字本送毛主席看。很遗憾，1977年线装大字本出版时，毛主席已去世了，他最终未看到这批珍贵的法律史料。

在参加整理秦简过程中，我与中华书局的骈宇骞相识，他后来与邓经元先生校点《历代刑法考》。初稿排出后，他请我再进行校对，使我有机会再次通读了沈老先生的著作。

我深知沈家本先生未刻书稿的宝贵，1988年和王家福一起出任法学所领导后，先是与杨一凡（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合作编辑《中国古代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收入了沈家本先生曾孙沈厚铎保存的部分未刻书稿，将其列入该书第三编清代部分的一册，于1994年出版。大约与此同时，我与韩延龙先生（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商量，为了更妥善保管沈老先生未刻书稿和传播他的学术成就，拟将其全部未刻稿组织整理出版。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资助，同时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李贵连、沈厚铎两位先生的支持。此未刻书稿先后于1996年和2006年出版，共四大册，算是完成了一件心事。在此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徐世红、沈厚铎和我们法学研究所徐立志等教授，将沈老先生原已出版的著作，与后出版的未刻书稿汇集在一起，出版了《沈家本全集》八大册，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贡献。

以上就是我学习和参加保存整理沈家本先生著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因工作需要读了沈老先生的著述，了解他的经历，在不少问题上都颇受教益。但我对沈老先生及其著述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结合云梦秦简释读和先秦、秦汉法制研究，写了一些东西，出版有《战国秦汉法制管窥》（2006年，法律出版社）。1988年接任法学所领导工作后，主要研究法治和人权问题。

不过，我对沈家本先生及其著作一直印象深刻，非常仰慕。

未敢忘“本”

沈家本先生同治三年（1864年）入刑部任职，同治四年考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先任职于刑部，继而任天津、保定知府，后任大理院正卿，法部右、左侍郎，资政院副总裁和修订法律大臣等清廷高级官职。在主持修订法律过程中，他吸纳人类文明进程中优秀的法律文化，提倡立宪，推行法治，主张身份平等，所制定的《大清新刑律》，规定废除肉刑，禁止酷刑，采纳刑罚法定主义。他主持草拟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条例和民法、商律等草案，也引进了当时一些国家的进步制度。尽管这些律例未能颁行，仍对我国近代法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他这样一个一直受经学教育，长期任职于专制朝廷的高级官员来说，能冲破固守封建礼教思想的传统势力的重重包围，在立法上引领时代潮流，做出重大的贡献，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感情。在此过程中，沈老先生还以其丰富的学识和刻苦精神，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清代大量的法律史料，留下了史学、法学和文学方面的大量著述，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宝库。沈老先生既是我国近代法制改革的先行者和重要奠基人，也是一位著述丰硕的学术大师，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纪念。

由于我们对沈家本先生研究不够，也由于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往往过于严苛，他的事迹很长时期里未得到应有的肯定，他的学术著作体现的思想也未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变化，对像曾国藩、李鸿章、蒋介石等人物的功过是非，逐步出现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们老家的故居相继整修开放，这是好现象。沈老先生湖州老家的故居几年前已修建了纪念馆，而他大半生活动的重心在北京，希望他在北京的故居能早日修复，成为他开启中国近代法律改革历史和法律文化的研究基地。

我相信这一基地的建成，将成为海峡两岸法律文化交流的平台，也会在所有关心中国法律发展和当代法治建设的海外华人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前所长。1991年曾率新中国第一个人权考察团赴北美访问，时称“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