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的 “漫长的跑道”上 ——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年—1800年》

（原标题：在工业革命的 “漫长的跑道”上 ——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年—1800年》）

⊙禾刀

在许多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时间被定格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被视为工业革命开端的重要标志……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工业革命似乎是个科技进步事件。

虽然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增长归功于科技进步，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提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坚强拥趸，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进步意义的工业革命理当有更深刻、更宽广、更复杂的内因：“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

工业革命不应被看成孤立事件

埃德蒙反复提到知识经济，范赞登则着重于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学科角度挖掘知识经济的内涵。按埃德蒙的分析，工业革命至少有这么三大特点：虽然重大发明较多，但大都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创新已成一种能激发普通阶层智慧并为全社会大力推崇的社会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创新实现了平民化、自觉化；工业革命与必要的科学知识不可分割，只有当普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某一集中时段内重大发明“爆棚”才有可能；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奇技淫巧”，而是可为公众带来巨大收益预期，也就是利益推动创新。

据此，范赞登在历史长河中分析欧洲政治发展变迁，发现正是因为私权的确立和保护，才为公民财产实现增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发展总是面临难以突破的权力天花板，私产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可持续的发展。而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客观上刺激了子女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释放了更多民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国禁锢于“三纲五常”的伦理枷锁中，个人智慧受到极大限制。

印刷技术是范赞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客观地看，印刷技术出现后，过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源源不断流向了平民阶层，大大提升了平民的知识水平。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欧洲印刷术发明更早的中国印刷品数量本来也很可观，之所以印刷术没有助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中国的印刷术更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对科学技术关注得少，传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时，范赞登反复强调了制度效率的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样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范赞登更看重的一点是，“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公共博弈规则的确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实现了博弈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众投身发展的后顾之忧。

大小“分流”并不偶然

与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范赞登将工业革命研究拓展到1000年至1800年这一漫长时段，还特别注重通过对比方式，比如以中日为研究比较对象，分析寻找工业革命的“活水源头”。

范赞登并不赞成北海地区的分流（即“小分流”）始于17世纪的说法，认为这一时间点应前移到“15世纪后半叶”。理由是“‘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扩张引发了大西洋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为“英荷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商业发展并非北海地区“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欧洲的集中与分裂形成了强大压力。为了“抵御领土面积较大国家的侵犯”，一些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在北海地区小国中应运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强。特别是为了“激发”公众捍卫国家安全的热情，“公民权”逐渐从法律角度得以具化。

“公民权”既是一项政治权利，也是一项经济权利。当公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时，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才能挣脱权力与道德的束缚，坦然走到阳光下。当公民维护个人权益为己谋利成为普遍能接受的文化观念时，市场经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来是学界研究重点。18世纪中后期，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迅速驶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而在所谓的“乾隆盛世”，清朝中国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时期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在这场原本看来至少势均力敌的赛跑中，清廷最终完败，若干年后还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如果说“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个人权益从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么“大分流”则是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对外国列强，虽然清廷也偶露奋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选择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对上层权力的道德自觉要求特别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最后还落得个被外国列强分食的可悲下场。

同样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实现了“脱亚入欧”，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仅延续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谢幕。范赞登认为，两者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中日制度效率的巨大差异。相较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壮志，年轻的光绪有心维新，但无法借助手中脆弱的权力压制既得利益群体的疯狂阻挠，作为同代人的李鸿章更是瞻前顾后，最后还落得个卖国贼的历史骂名。

工业革命，辉煌能否复制

范赞登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小发明潮”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此，范赞登把这个背景拉得足够长，只为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会有什么样的收成，工业革命只不过是英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水到渠成。

丘吉尔说过，“看得到过去多远，就能看得到未来多远”。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恢弘的工业革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未来是否还有工业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工业革命会在哪里重现辉煌呢？

这样的追问不无道理。既然工业革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知识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就成了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而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大数据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量化体现。

至于范赞登提到的制度效率，似乎也没有太多挖掘空间。塞缪尔·亨廷顿的弟子福山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各国都会选择民主制度，历史就此终结。如果历史真的已经“终结”，那么是否意味着政治发展已触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人类真就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知识经济积累水平远超历史任何时候，那似乎更没道理不会再度复制工业革命的辉煌。

不过，如果我们照范赞登关于知识经济的分析逻辑，也许可找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亮点。工业革命之所以为人注意，权因地域和时间均相对集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内涵空前丰富，各种竞争发展更是空前激烈，各类重大发明也是前所未有且丝毫不见放慢脚步的迹象……如此看来，今天的新工业革命地域可能宽广到整个地球村，有更多国家站在“漫长的跑道”上。

中国经济靠什么跨越这些陷阱

——评《魔咒与契机：中国经济新坐标》

⊙朱玉强

对当下的中国经济，目前国内的主流判断是L型走势，并且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中国经济的这种格局，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起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使得全球需求变得疲软，“中国制造”供过于求。加上全球贸易保护开始盛行，使“中国制造”雪上加霜。而据多位作者对《魔咒与契机：中国经济新坐标》的分析，这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世界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尤以中美贸易差额最为引人注目。《魔咒与契机》深入剖析了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的间接原因，即美国主动升级产业结构，以房地产业及金融业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并通过其国内居民的过度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造成美国虚拟经济膨胀过快，以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进而引爆危机。

对中美贸易失衡，美方大做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其实，汇率因素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之一，分工协作、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转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供求关系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国际贸易的走势产生影响。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忽视其他因素而将汇率问题放大为一切，无异于舍本逐末。更何况，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全球产业转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将已停产的中底层产品生产及全球产业链中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而引致。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美国在中美贸易失衡中获利巨大：通过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普通消费者获得了巨额消费者剩余，企业劳动成本也得以降低；同时，中国又用由对美贸易顺差而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又获得了金融上的利益，而中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以电子符号记载的美债，还要承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

对中国经济进入L型的走势的国内原因，大致有“四万亿”计划政策消化期、“中国制造”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制造环节和市场让位于政府使然等多种推论。《魔咒与契机》归纳总结的观点态度意味深长：无论支持、反对还是中立意见，“四万亿”计划对中国经济只是权宜之计，它远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方向性问题；围绕“四万亿”计划的得失之辩，不仅涉及中国经济的方向性问题，而且涉及市场与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问题。笔者认为，“四万亿”计划拉动了内需，避开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工返乡，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四万亿”计划打乱了我国经济结构正常的调整过程，更由于计划落实期间的社会融资规模远超四万亿，货币超发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使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埋下了高杠杆风险。

对“中国制造”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制造环节，一些人认识不足，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面对，因为他们从眼前的短期利益出发，感觉过得还挺好，却没想到危机已在向他们袭来。因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仅表示中国拥有全产业链的生产环节，由于中国生产要素，尤其劳动力要素的特点，话语权仅在生产环节，远未控制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在全球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位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世界工厂是“微笑曲线”两端的“打工仔”。根据现实国情，我们应尽快将沿海的生产环节也就是“微笑曲线”的底端转移至中西部，而在沿海地区强化产业升级，从“微笑曲线”中间环节向其两端挺进，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营销环节。

在资源配置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实践中，政府主导还是多了些。客观地说，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可从全局出发，集中力量办大事可实现跨越式发展。只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适合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时期，当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经济规模扩大、市场情况变得复杂，此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就不适合了，其正面效应会逐渐被负面效应抵消。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在用好政府这只“手”时，更尽最大可能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力量。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的作用从以往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了“决定性作用”。《魔咒与契机》为此要求管住政府“爱动的手”，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拿出三份施政“清单”：体现“法无授权不可为”精神的“权力清单”，体现“法无禁止皆可为”精神的“负面清单”，体现“法定责任必须为”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责任清单”。

1999年经济学家劳伦斯发现了摩天大楼与经济周期之间的某种规律，即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关联。摩天大楼的兴建往往是经济衰退的前兆，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就是经济衰退开始之日。这被称为“劳伦斯魔咒”。在纽约胜家大厦、大都汇人寿大厦、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等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劳伦斯魔咒”屡屡显灵。兴建摩天大楼需要巨额投资，存在由于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而造成经济崩盘的概率，盛极而衰的经济周期便是“劳伦斯魔咒”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对此，《魔咒与契机》的多位作者看得很深远，“兴建摩天大楼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率，有助于城市产生聚集效应，有助于推动与摩天大楼有关的建筑材料及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唱念‘劳伦斯魔咒’对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反而有助于提醒注意控制信贷规模，提防房地产泡沫，将摩天大楼向上的动力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动力。”

除了“劳伦斯魔咒”，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还面临着各类“魔咒”。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中等收入陷阱”、“托克维尔悖论”等。虽然战后六十多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未能跨过这些坎，但如果处理得当，就能从中抓住契机，使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对此，我们与《魔咒与契机》的多位作者一样对此持乐观态度，满怀信心。

披沙录

过去的生存法则是“品牌为王”，“渠道为王”，“规模为王”，而今天的新法则是“爆品为王”，“用户为王”，“口碑为王”。财经自媒体创始人金错刀近年来致力于爆品战略在企业经营的传播与应用，致力于“一切只为成就产品家”这一未来商业理念的创新与落地。他梳理了自福特T型车流行以来，全球100多年间的爆品发展史，进而总结出苹果、腾讯、小米等39个超级爆品背后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系统性方法——爆品研发“金三角法则”。他更进一步提出，打造爆品首先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信仰，其次是企业围绕爆品的架构重组和文化重建，最终才能将企业打造成源源不断产生超级爆品的平台。在这本颠覆性论著中，金错刀剖析了打造爆品的有效策略和常见陷阱，划分了传统工业时代爆品和互联网时代爆品的本质区别，为众多传统企业转型提供了可靠的路径和参考。

假如未来是可见的，结果会怎样？投资者会播下财富的种子，等待收获确定性的利润；创业者会调整业务方向，下一个台风口会像航班一样准时到来；理解未来就是理解趋势。须知，趋势有硬趋势和软趋势之分，硬趋势是未来的定数，软趋势是未来的变数。本书的主旨便是对这两者加以区分。丹尼尔·伯勒斯是未来学家，科技发展领域咨询大师，他专注于科学和创新领域的长期发展趋势，为财富500强企业的CEO们提供建议，还成功创业并妥善经营着6家企业。他所领导的机构是全球久负盛名的预测者，数百次精准预测大变革，无一失手。虽然只有少数人具有“远见力”，但伯勒斯认为“远见力”是一种可以开发、细化、强化的技能。本书首次公开了他精准预测的逻辑，为喧哗的商业世界提供绿色通道，为未来开启了启示之窗，专业评论认为将会刺激一大波创新和积极变化。

在每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个或几个“关键时刻”。企业是动态的，是在和顾客接触中“活”着的。建立口碑需几代人的努力，而一个小小疏忽就可能将它毁灭。数字革命时代，网络服务为客户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选择途径，客户没有变化，但他们所能感知的“关键时刻”变得更多了。如今，作为一系列简单又超级实用的抓住客户、赢得利润的方法，“关键时刻”已成为IBM、通用汽车、麦当劳、联想集团等世界名企的培训课程。其理念包括：1 000 万名乘客×5 名员工×15 秒钟 = 5 000万次“关键时刻”；一线员工应拥有最大权力；要创造好环境，使员工不仅乐于接受职责，且乐于执行；管理者既是倾听者，也是沟通者与教育者；创造出更坚强、更富有弹性的组织；该冒险时都须勇敢一跳；领导者发布的信息须简单明确；保持绩效评估和顾客需要的一致性；对工作的自豪感才是员工最高的回报，等等。

这是一位新锐财经专栏作者的十年文艺随笔汇集，一位日常聚焦财经问题的年轻人的文艺感悟，部分文章可以追溯到作者的大学时代。书名引自《圣经》和合本“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全书分为爱、衰老和救赎三部分，涉及全球炙手可热的作家和电影人，比如太宰治、村上春树、菲茨杰拉德、马尔克斯、王尔德以及徐皓峰、塔可夫斯基、小津安二郎等。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深度剖析，结合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独特视角，延伸出一系列哲思美文。作者说，书中对生老病死的时态描述，无关价值观与伤春悲秋。国人喜欢说人生苦短，其实正是短让一切有为与无为有了意义，更何况，有时，我们不得不长叹人生苦长。有谁能料得到，在时间的循环中，阅读体验已恍如隔世，而生存体验却越发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