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当我们批判毛坦厂中学时，到底在批判什么？

（原标题：自由谈 当我们批判毛坦厂中学时，到底在批判什么？）

羽戈

我读高中那些年（1997~2000年），毛坦厂中学不消说在中国，哪怕在安徽省，尚且籍籍无名，罕有人知。彼时安徽境内，经营高考最成功的学校，大概分布在合肥、铜陵、桐城等地，毛坦厂所在的六安市，有个六安一中，也是大名鼎鼎的所在。我们学校的高中教师，每年都要组团，去铜陵一中、桐城中学取经，看看人家怎么教学、押题。话说回来，那时虽然没有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集中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却不妨断言，几乎大部分中学，都是毛坦厂中学，因为那个年代的高中教育，都出自同一模子，包括高考，还是全国统一命题，远不像今日多元化（当然这个多元，十分有限，并非真正的多元）。基于此，尽管我不曾读过、不曾去过毛坦厂中学，对其种种教育景致，却一点都不陌生，甚至有亲历之感。譬如毛坦厂中学教室墙上张贴的红色标语，与我们当年读书之时并无太大差异，有些标语简直一字不易，扑入我眼目那一刻，竟使我误以为时光停止了流动，时代并无一寸进步。

然而，毛坦厂中学终归是现时代的特产。它能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现象与话题，有赖于其本身与时代的联袂制造。搁在20年前，遍地都是毛坦厂中学，恐怕它难有出头之日。而今则不同。诚然，毛坦厂中学，以及河北衡水中学，的确有其特色，如人数众多、纪律森严，其管理模式接近军营，不过反观过往，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学校吗？我以为真正的特色，正在于这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不比20年前那样，所有人都匍匐于高考的盛大光芒之下，视高考为龙门，奉高考若神明，现在则敢于反思高考、批判高考，甚至剑指整个教育制度；更在于这个时代，除了毛坦厂中学，还有其他教育，除了高考，还有其他出路。这两大因素，构成了一种新时代的教育观，其成长与传播，不仅需要同志，还需要敌人，以唤醒、凝聚战斗欲望，敌人愈是强大，战斗便愈有意义。这个敌人，就是毛坦厂中学。

由此可知，毛坦厂中学之为毛坦厂中学，除了其自身的元素，还是一个被时代拣选、被舆论制造的结果。制造之时，也许要删繁就简，也许要削足适履。这一来可能导致公众眼里的毛坦厂中学并不足够真实，他们看到的真相只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真相；二来必将导致毛坦厂中学被标签化或脸谱化，沦为一个典型，一个隐喻，公众说起毛坦厂中学，便止于这5个汉字，以及它所代言的封闭、教育理念与压迫人性的考试制度，而忘记追问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更无意关注它所捆绑的万千考生的命运。

我的朋友圈有两位毕业于毛坦厂中学的朋友，如今一在北京，一在合肥，工作稳定，生活安宁。如果他们不说，我压根不会想到他们的出处，因为他们与我们并无不同，脸上没有刺青，身上没有烙印，说明他们是毛坦厂中学出品。相差三五岁的我们甚至拥有相似的高中与高考记忆，尽管他们来自著名的毛坦厂中学，我来自无名的颍上二中。这一点使我愈发坚信，安徽几乎大部分中学，都是毛坦厂中学。颍上二中与毛坦厂中学的距离，远远不像从颍上县到毛坦厂镇那样遥远。

今晚我请他们谈谈毛坦厂中学，一人说了一大通，大意是：对他而言，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毛坦厂中学怎么改写了他的命运，而是假如没有毛坦厂中学，他可能毫无机会去改写命运。另一人则言简意赅：毛坦厂中学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身为六安人，他考不上六安一中，那么只能去毛中，这一读就是4年。

选择，构成了通往毛坦厂中学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关键词。闫红老师坦言，她肯定不会让她的孩子上毛坦厂中学，而且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想法，略略有点经济能力的家长都会这么想。他们可以上更好的高中，可以读国际班，甚至可以直接入读国际学校，从而避开中国高考，到美国、英国读大学。前提是，他们有户籍，有成绩，当然还得有钱。说白了，他们拥有选择权。

对他们而言，毛坦厂中学是最差选择，对另一些人（如我那位籍贯六安的朋友）而言，毛坦厂中学几乎是唯一选择，一旦唯一，则不能称之为选择，这样的结果，亦无道德价值，不该承受任何批判。由此可知毛坦厂中学的本质，不仅是户籍制度的局限，不仅是教育资源的不公，还指向那些落后地区，被剥夺了的权利与利益。

这才是毛坦厂中学所隐喻的最大困境：它被时代选择，是它的无奈；它被学生选择，却是学生的无奈。

这样的无奈，今后还会被放大。因为这个时代的教育选择越来越多。如果不出所料，国际学校将遍地开花，自由教育将更进一步解构应试教育。然而这一切都有其范围：一线、二线城市，有权、有钱阶层。与此相应，毛坦厂中学的冷酷现状不会改变，哪怕毛坦厂中学衰落了，皮坦厂中学则会迅速崛起，取而代之。在此二者的对比之下，毛坦厂中学的幻影只可能越来越巨大，它的隐喻只可能越来越沉重（这早已构成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这个社会只可能越来越撕裂。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当我们谈论毛坦厂中学，到底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当我们批判毛坦厂中学，到底在批判什么。我们可以批判那个被夸大的堡垒与被扭曲的镜像，但是，对于其中那些师生，最好能采纳闫红老师的态度，叫“哀矜而勿喜”。因为我们的选择权，也许正是建立在对他们的掠夺之上；因为不管基于命运还是制度的安排，他们无可选择，不得不承担了本该我们承担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