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必然只能在不断交锋中曲折演进 ——读《市场与大师》

（原标题：经济思想必然只能在不断交锋中曲折演进 ——读《市场与大师》）

⊙林 颐

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说过：“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所有的社会形态都需要在过去中确认自身的位置……”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果回溯到18世纪，我们会发现，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蔓延了三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以及未来。

这就是美国历史学者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穆勒注重在时代还原中阐发大师们的思想渊源，线性叙述并不代表后来人居上，而是在保持清晰脉络的同时自如穿梭，着重比较、突出他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经济学植根于现实土壤并且时刻被实践检验，但人们通常低估了新事物源于旧事物的程度，经济思想必然只能在反复修正中曲折发展，寻找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只手相互作用的历史

“看不见的手”，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比喻之一。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谋求利己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即“大众的利益”。斯密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相同。

我们须注意两点：第一点，穆勒在说亚当·斯密前，先讲了伏尔泰。穆勒提醒，虽然伏尔泰并没有明晰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讲法，但这一概念已处于酝酿期。《市场与大师》在伏尔泰之前的第一章前溯了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上达至古希腊时期，我们当明了，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个漫长的内生过程，新观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那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的“小火花”日渐积累，在某些恰好的时刻突然变得光亮而被很多人看到；第二点，世人常忽视了斯密关于政府重要性的论述。斯密说，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保障是“自由、理性和人类幸福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大而化之，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只手相互作用的历史，大家争辩的也不过是两只手应当各占多少份额。

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和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本书每一章都从个人经历、时代环境开始讲起，再延展到每种理论萌芽、形成的过程，间杂着穆勒的深入剖析。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不论何种思想，都不只有单一起源，而是根源于复杂多样的时代境遇。我们要理解一种思想，必然要弄清历史渊源，如同本书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成了后来诸多学说的一个源头。

《国富论》是斯密对英国在18世纪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思考结果。斯密看到了重商主义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和阻碍，因而呼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凯恩斯严厉抨击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后几十年，凯恩斯主义在扩展政府角色方面大行其道的同时，哈耶克则引导着西方经济思潮回归亚当·斯密，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被唤起，似很合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要求。

现实证明，从古至今，无论多么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都会遇到瓶颈。就市场经济而言，两只手到底谁占上风，怎样平衡，往往因具体情况和政府取向而定。

利己主义与资本驱动力

《市场与大师》将历史背景概括为权利、正义和美德三个词，可谓意味深远。穆勒说：“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商业自古就存在。赚钱的念头，自私的想法，人皆有之。利己之心在过去是被回避甚至鄙视的，而唯有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才获得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意义，事实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都认为利己主义偏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斯密说，商业社会提供了更多自由的事实是其值得颂扬的一个重要道德论据。《国富论》强有力展现了“天生自由的体制”，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自由就是好的”结论。黑格尔反对大多数人将“自由”理解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这个概念中，限制我们的活动就是阻碍我们的自由。这是否定的自由观。它把每个体系都看成不可容忍的镣铐，这对所有体系的秩序来说都是灭顶之灾。”马修·阿诺德的阐述更加简洁，他说重要的不仅是选择的可能性，而是实际上做出的选择。依据现实反馈，追求个人自由的利己主义自发形成的市场调节的合力，往往达不到理想效果，甚至可能是一种破坏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依然是个重要课题。早在18世纪中叶，尤斯图斯·墨瑟尔就说过：“市场毁灭文化。”他注意到，随着资本市场拓展，商业活动的触角伸向了每个角落，对地方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汉斯·弗莱尔认同墨瑟尔对历史研究独特性的尊重，以及对18世纪赫尔德和之后浪漫主义者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弗莱尔憎恶资本主义对个体独特性的消融。而穆勒通过熊彼特解释了资本主义值得继续维护的原因。此外，还有埃德蒙·伯克，马克斯·韦伯等人。他们始终在警醒世人，理性走偏可能引发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强调要合理、适当地利用贪婪和逐利的力量。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主题与穆勒这本书很接近。赫希曼说，由马基雅维利开启的思想传统，逐渐发展成了用欲望对抗欲望的思想，后来，“合理的自爱”（即利益）与道德携手对抗欲望，资本才得以在减少人性的欲望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穆勒与赫希曼的观点异曲同工，更加详细、周密地反映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资本发展过程的迷失，不在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资本驱动力，但必须注意给它加上缰绳，防止它如野马般狂奔。

利己不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的全部。“创新、完成或者仅仅是运用个人力量和智慧的喜悦”——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更显重要。总有些更好的东西会让人们超越金钱层面，“互惠利他”可在更大范围内增进全体利益。如何摆正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知识分子与历史担当

经济思想史学者马克·布劳格说：“当今的理论必然带着过去问题的伤疤，这些过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错误也已经改正了。但如果没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还是不易充分理解，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穆勒的阐述环环相应，让我们理解了“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除此之外，穆勒还让我们理解了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角色。

每个时代都有主流，有异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他们有各自的个性，各自的思想，各自的路线，同时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共性：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具备知觉、想象、推理等能力，以及对身处经济体系中的个体的同情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信息，并从前人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建构起各自的理论体系，以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案。这不单是经济学的最大功用，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理念的履践。

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判断某种理论的思想价值，只能是其理念的说服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弱。对此，我们应抱持百家争鸣、开放包容的态度。经济学天然具有政策取向，每个经济学家都面临着预想与现实可能脱节的问题，只能尽力为他们的时代提供某种历史解释，并为假想的未来预设某种方向。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中赞扬分工，在第五卷中严厉呵斥商业分工导致尚武精神和美德的沦丧。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谬误无损于他们的光芒，只是更凸显了思想的复杂。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穆勒将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放回特定时代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取他们的心灵状态，不能给已发生的一切穿上新外衣，我们只能尝试趋近，发现每种思想的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