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人脑更强的机器也只是人的工具

（原标题：比人脑更强的机器也只是人的工具）

——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之二

问题简化一下，就是个简单选项：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那场技术变革到底是帮助人类进化的“策略”，还是重现制定人类进化的“规则”？那些误以为人工智能发展下去将取代人类的言论，其实质是认为进化规则将被替代，他们该问问大自然是什么态度。

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因《人类简史》和阿尔法狗而升温。我对人类学一直很感兴趣，因为我认为金融市场是现代人类进化的雨林。既然事关进化，那就有必要了解人类学的基本知识。

人工智能将决定人类的未来？人类将退化？会因计算能力弱而被未来世界边缘化？这些都是错误的问题。是人类语言有漏洞，无法阻止你以为这些问题很有价值。人工智能这个词也是个错误的词，有误导作用，让人以为“智能”能从“人类”中分离出来，单独加工，甚至附体到一台计算能力更高的机器上去。

智能从未离开过灵长类动物，根本就没有人工智能这种新智能，我们都被这个名词误导了。有人类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黑猩猩两个选择：直接打开盒盖，拿到美味的糖果；或操纵一个机械装置才拿到同样的糖果。结果黑猩猩喜欢操纵更复杂的机械装置去获得糖果，它很可能从中获得了成就感或满足了操纵欲。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人类为什么喜欢更智能的机器。

人类进化离不开群体部落，我们是社会化进化的动物。社会化进化意味着我们会有归属意识，社交需求和结盟策略。

归属意识和领地意识相关联。灵长类动物特别害怕被驱逐出部落，在自然条件下被流放到陌生环境中就意味着死亡，而在部落中被边缘化意味着被放逐的风险在上升。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说明你害怕被掌握核心权力的部落领袖放逐，进而更进一步证明你身上保留着灵长类动物的生物特性。

社交需求在灵长类动物中十分重要，从猕猴到狒狒，相互梳理背毛是一种社交手段。我有时候甚至想到人类社会中，相互递烟也许是梳理背毛的现代表现方式，因为我确实遇到过本来不抽烟的年轻人，为了尽快融入某个群体而买烟孝敬老同志，以致最后上了瘾。我甚至认为，在微信群中相互发红包也是梳理背毛的变种。威尔逊说过，生物本能决定了行为，行为可能变化，但生物本能很难改变。你担心机器人取代你？机器怎么交流感情？机器可连成网络但怎么形成部落？人怎么会和机器成为同类？这些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结盟策略是人类在狩猎时期获得的重要社会生物特征。在人类的进化中，农业并不是驱动力量，狩猎才是，狩猎需要雄性结盟，这包括了“记忆、信任、欺骗、背叛、忠诚和奉献”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感情，语言由此而演变进化。语言中的逻辑部分现在被机器算法代替，但语言和产生语言的那个狩猎环境永远只属于人类。另外，狩猎和现代社会的投资非常相似，都需要大脑产生一种对投机需求的渴望，农耕则没有这种刺激。

语言产生于祖先的合作狩猎，而诗歌和音乐的诞生则更复杂。由于合作狩猎需要各参与的雄性相互保持忠诚，就须确保每个雄性都能有繁育后代的机会，于是我们接受了一夫一妻的安排。为了确保人类的基因得以优化，我们祖先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产生了诗歌和音乐，如果你的诗歌能刺激某一雌性的多巴胺，那么你们俩的免疫系统的互补性就高于其他组合，这样你们就可能生出更健康的后代。现代人类祖先克罗马侬人并没有巨大的外形和文化差异，是进化史中的“性的选择”力量促进这种演变。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一切文化特征，都是性选择的结果，而性的选择的根本动机是在一夫一妻框架下找到一个和自身免疫系统互补性最强的伴侣。现在，从天而降来了一个陌生的文明，且高于我们的一切智慧，你会因此而爱上他（或者她）？不，你只会感到恐惧。

诗、音乐、语言和爱情这些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激情，更是进化的内在动力。除非你告诉我你能证明机器人也是这样进化来的，也有繁育后代的性选择倾向，否则它就不是取代人类的新物种。在某一方面比我的头脑更强的机器，始终只是人的工具甚至玩具，他们只是黑猩猩喜欢操纵的一台取糖果的复杂装置。这和我周围的低头族小伙子喜欢用手机相互聊天而不是直接见面打招呼是一样的道理。

于是又有人较真了，说假设将来就是有人工智能就是有可能和生物科技结合产生一个和人类竞争的物种，怎么样？我感觉你要么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要么是券商研究所里面幼稚的研究员报告看多了。我不能在你希望的逻辑里面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逻辑。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墙上有幅油画，钟楼建在花岗岩地基上。在那幅油画里，花岗岩就是钟楼坚实的地基，你甚至可以推测花岗岩的坚硬程度和钟楼的稳定性之间存在逻辑关系。你有关人工智能的一切思考，担忧也好，期待也罢，都是你的思想进入油画中的场景之后产生的思考。你的思想进入那个场景中，在那里，机器和算法确实统治了世界，人工智能机器人确实在取代人类，那是一幅油画，一部电影，一篇研究报告，看起来都有逻辑。而我说的因果顺序，则是500万年来的真实世界。

问题简化到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选项：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那场技术变革到底是帮助人类进化的“策略”，还是重现制定人类进化的“规则”？那些误以为人工智能发展下去将取代人类的言论，其实质是认为进化规则将被替代，他们该问问大自然是什么态度。

如果有人追问：假设人工智能真进化出了自我繁殖能力怎么办？抱歉！我只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无法澄清油画里那个思考者的思想迷雾。（作者系大房鸭公司董事长）

最终靠谁来识别冒险家与骗子

如今的新技术、新行业和新思想的投资，和早期的航海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政府试图通过某种人为的筛选机制来筛选出合格的冒险者，几乎没有可能。只有市场可自动筛选出正确的投资。监管部门的责任在于事前信息披露的监管和行为干预及事后责任认定。

在路上常看到不同家庭带小孩的方式：有些老人无时无刻呵护着孩子，生怕孩子会磕碰个啥；有些大人只顾自己看手机或聊天，由着孩子随便玩；有些大人时不时关注着孩子，但并不干预，直到孩子摔了才去扶一下。带小孩的不同方式反映了父母的生活理念。很多人自认呵护孩子体现了自己的爱，这种论调似是而非。就如同第一种方式，看似最关爱孩子，实则不利于孩子成长：如果孩子从未遇到困难，就不会有对困难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能学会如何应对困难。而后两种方式中，孩子虽然可能受伤，但从此会形成对风险的认知，进而有了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就后两者比较而言，第三种似乎更理想，父母把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以有效避免重大意外。但这对父母的素质要求极高，只有具备坚定信念及自我控制的人才能做到。

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反映了短期和长期的权衡。对小孩倍加呵护，其实是短期利益驱动，只看到小孩眼前的快乐，而无视其未来可能遇到的麻烦。而从小就让小孩去经历和认知风险的做法，则可让其在未来从容应对各种变化，可以让孩子更富有责任心，有担当。每当逛商场时，看到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去攀岩，就会非常欣赏。孩子最初可能会感觉恐惧，但在突破心理障碍的那一刻，会由衷地体会到挑战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形。过去在分析企业行为时，不是有种说法叫“父爱主义”么？对企业像父母对子女那般呵护，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市场化改革就是让企业自己走路，企业走了弯路，走了错路，那是企业的事，由企业自己承担，而政府只需要盯着企业，让其别祸害别人就行；政府也可提供一些帮助，但也只限于对所有企业或许多企业同时都有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政府得做那些具有外部性的事，提供正外部性，治理负外部性，向市场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帮助企业更好发展。如果政府部门认识到这一点，就相当于前文讲的第三种办法。当然，政府也可采取类似前面的第二种，当个甩手掌柜，总比第一种模式好。企业的路企业自己走，这个说法至关重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都是针对未来的，今天投入一组要素，产出一组产品和服务，而收益是未来才发生的。今天确定投入下去后，明天可能颗粒无收。潜在收益越大，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对企业来说，风险也越大。如果害怕风险，只做确定性较大的业务，那企业就不可能有大发展。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去决策，就是冒险。企业的冒险行为就是创新。所有的创新无不是冒险。早期地中海地区的商人试图从事国际贸易，就须跨越大洋，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无疑是拿生命下赌。但若没有这种冒险，也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各种冒险。早期的远洋冒险，自然鱼龙混杂，有些是真正的冒险家，有些则是骗子，而且前者可能仅是少数。问题在于，投资者在面对众多冒险计划时，无法辨识哪个为真，哪个为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大洋充满未知，更谈不上收益流的判断和现金流的估计，自然也谈不上运用估值模型。投资者可能纯粹就是赌运气。面对这种情形，政府部门该怎么做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经济？

假如可以穿越历史，来到大航海时代。假如当时的政府决定通过设置准入原则来帮助投资者甄别风险，比如明确限定某些类别的人或家庭不能从事冒险事业，情况会如何？几乎可以肯定，地中海地区的冒险事业会就此迟缓，而西方世界的兴起恐怕要推后很多年。试想，投资者都无法甄别谁是真正的冒险者，政府怎么可能甄别？唯一的办法是让市场去甄别。所幸，当时地中海地区选择了正确的方式，通过股市来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家庭可选择分散投资在不同冒险计划上来管理风险，同时通过股票买卖来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而冒险者可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至于哪个冒险者为真，市场说了算。冒险所产生的风险由市场参与人自担。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的力量驱动，市场化可自动筛选出正确的投资，进而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新技术、新行业和新思想的投资，和早期的航海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其一是投资巨大，需要面向社会融资；其二是领域太新，无论投资者还是政府部门都难以判断其未来的收益和现金流；其三是容易概念化，鱼龙混杂，太多骗子混迹其间。政府试图通过某种人为的筛选机制来筛选出合格的冒险者，几乎不可能。我们无法断言，一个建筑企业就一定不能制造无人机。核心问题不在于跨行，而在于冒险是企业的行为，只要企业为自己负责即可。而政府部门无法认定，哪类企业没有能力做某些行业。回顾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谁能想到当年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奇迹？鼓励创新，监管部门的责任不在于事前的资格筛选，而在于事前信息披露的监管和行为干预及事后责任认定。每个创新者需严格按要求披露相应的信息，规范自身的行为，投资者独立决策是否投资。一旦发现骗子，立马严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殖民时期的移民城市化与人口变迁

——印度漫笔之八

印度大部分人民始终处于艰苦的生存环境里。在五十年间，印度总体死亡率不但未下降，还有所上升，这与乡村经济进一步凋敝有关。印度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饥荒，死亡率始终保持在千分之四十以上。只是出生率上升速度比死亡率上升速度略快，才在总体上实现了人口增长。

人口数量及其变动的统计是经济研究的第一要务，可研究前现代社会人口数量绝非易事。大国因地域广袤、环境复杂，统计不全面，历史人口研究更为困难。我国明清直至现代的人口数量在学界一直争议不休，经过梁方仲、柏金斯、葛剑雄等几代学者的努力，近些年数据才逐渐清晰起来。印度同样如此。莫卧尔王朝时期，东印度公司已意识到人口数据的重要性，开始了印度全境内的人口调查。

现存较早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现在1852年。东印度公司调查得出，当年印度人口约1.52亿。1871年，已掌管印度全境的英国政府公布最新人口调查结果为2.55亿。按这个数据推算，印度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2.76%，显然太高。人口普查低估的可能性要大于高估的可能性，后来一系列普查也显示1871年的数据比较可靠。所以一般就把1871年的2.55亿作为后续人口研究的基础。

到1921年，印度人口达到3.06亿，五十年间年均增长率0.33%，处于正常甚至偏低状态。对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该比之更高。当时的英属印度除了次大陆还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3亿多人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区域里，并不显得太拥挤。而那时已有一些英国学者发出印度“人口过多”的警告，现在看来真是了不起的先见之明。

印度大部分人民始终处于艰苦的生存环境里。五十年过去，印度总体死亡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上升，这与乡村经济进一步凋敝有关。印度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饥荒，死亡率始终保持在千分之四十以上，到了1921年也是如此。只是出生率上升速度比死亡率上升速度略快，所以才在总体上实现了人口增长。

要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表现，我们很自然想去看GDP增速，可当时印度不可能有GDP统计。经济史家用了各种手段得到一些初步的估算结果。19世纪后半叶，单看农业和非农业产出，产值确实有一定幅度增加。可如果考虑通胀因素，1895年印度人均GDP与1875年并没什么区别。所以，可以说印度经济是停滞的。遵循阿马蒂亚·森后来的建议，观察印度，还应更多观察直接与百姓切实生活相关的指标。

除了出生率和死亡率，另一个发展经济学家偏爱的观测指标是预期寿命。令人惊讶的是，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不增反减。1871年，人均预期寿命不足25岁，而到了1921年，降至不足21岁。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陷入了严重困境。英殖民者对此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还有一个指标可能与此直接相关：城市贫民化率。当年每次普查都调查印度城市贫民的比率。结果显示，印度城市贫民比率在半个世纪内从9%上升到了10%，现在许多大型贫民窟在一百年前就已形成了不小的规模。有些学者认为，在那个年代，印度正在发生可称为“去城市化”的变革过程，与今天的“城市化”正好相反。

去城市化现象并不常见，这与英殖民者在印度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权力有关。虽然英国人无意像法国人那样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还是会更多利用本地人来自治，但他们的一些决策还是会打破许多原有的秩序格局，导致一部分人失业。在莫卧尔王朝时期，许多人所从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与旧有等级秩序有关。当时每个种姓、阶层的劳动分工非常明确，有些工作必须指派特定种姓。英国人打破了维持千百年的劳动分工，有些种姓阶层的人群不得不失业，沦为都市贫民。达卡、巴特那、勒克瑙都是历史名城，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都经历了人口衰退。许多原来在城里有正常工作的人，不得不返回乡村，或勉强寄居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苦苦挣扎。

不过也有学者估算，这些传统大城市的人口有所衰落，有些小城镇在此期间乘势崛起，主要得益于英殖民者的贸易政策。例如今天属于巴基斯坦的信德地区，直至十九世纪前半期，经济仍不发达。信德一个地区有11个小城镇，总人口12万。但这个地区靠近港口，便于发展国际贸易。在1881年的普查里，这个地区的人口已达23万，几乎翻了一番。

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殖民者开始大规模修建铁路，连接印度主要城市。随着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以印度次大陆为基地的国际贸易规模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极大增强了英殖民者对城市的控制能力。那些作为政治中心、铁路枢纽、港口城市和产业中心的城市彻底取代了原有的区域政治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

这几个城市在十九世纪末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现在仍是印度最重要的城市。189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加尔各答有70多万人，孟买有80多万人，而马德拉斯不过40多万人口。到1921年，加尔各答与孟买人口都已过百万，马德拉斯人口也取得10%以上的增长率，成为南印度中心。而这段时间印度总人口没有大变化。所以，加尔各答、孟买与马德拉斯的人口增长，应归因于城市化，真正经济发展吸引移民所导致的城市化。

中国人在近代有“下南洋”的传统，印度也有类似情况。中国人移民方向集中在东南亚，而印度人以斐济、南非、毛里求斯以及加勒比海等为目的地，作为签约劳工出海打工。今天的斐济、毛里求斯几乎已是印度化国家，印度人在南非也扎下深厚基础，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初也源于他的南非之行。

不过从人口统计角度来看，海外移民对印度人口的影响并不大。据估计，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累计有超过2000万印度人奔赴海外务工。印度人也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不愿长留国外。有超过1500万人最终回到了国内，只有500余万最终留在了海外。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

日本法院：男尊女卑

是传统与国情

长期以来，日本妇女都希望能修改民法有关女性婚后改夫姓的规定，但去年底日本最高法院裁定此举合乎宪法。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烈呼吁日本全面履行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本政府却说联合国不了解日本的国情和传统！

从明治时代的1898年起，日本《民法典》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姓氏。虽然看上去并未规定随女方姓还是随男方姓，但实际上是妇女在婚后改为夫姓。2008年的统计就表明，95%以上的妇女婚后改为夫姓。像前首相田中角荣女儿田中真纪子那样结婚后其丈夫改妻姓的，只是极少数例外。其实，如结婚后就回家当家庭主妇倒也罢了，而对许多婚后继续工作的妇女来说，此举显然给她们带来诸多不便。长期以来，日本妇女都希望能修改民法的相关规定，但去年底日本最高法院却裁定此举合乎宪法，又一次关上了大门。

尽管日本妇女对这一裁决颇多失望，却也无可奈何，未料此举引发了联合国的关注。早在2003年，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曾呼吁日本废除这一法规，2009年再度提出这一诉求。在今年国际妇女节前一天，该机构的对日审查会议发布“最终见解”，强烈呼吁全面履行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改变强制冠夫姓的做法。此前该委员会于2月15日至3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审查签约国是否遵守上述公约，审查对象是日本、海地等八个国家。审查方式是各国政府事先就改善情况提交的报告，各国的社会团体也提交报告并提出质疑。委员会根据这些内容向各国政府发出质询，各国政府提交回答。最终在日内瓦审查。各国的委员不参与对本国的审查。

虽然日本国会早在1985年就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9年还通过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但日本妇女的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虽然职业女性人数增加了，但很多人实际上是临时工，待遇比正式员工差很多。即便是正式员工，也未能同工同酬，男性做家务的时间少得可怜。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各国男女差别指数中，日本排名101位！对日本来说，这是很难堪的数据。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虽也一再呼吁要推动日本妇女“活跃在社会上”、“让每个妇女都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但说归说，做归做，妇女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日本通过法律将婚后改夫姓作为妇女必须履行的义务。土耳其、印度和泰国等国家都相继修改了类似侵犯妇女权益的法律规定。牙买加虽也实行类似制度，但却是根据习惯而非法律。如今，印度在不同的教派和地区也有实施这一制度的。有些国家的做法则呈现多样性，如泰国女性婚后既可保留原来姓氏，也可改为夫姓，还可另行选择。法国是可改为夫姓，也可另行选择。土耳其和菲律宾是既可选择夫姓，也可结合夫妻双方的姓氏。而德国、荷兰和俄罗斯则是既可保留原姓也可改夫姓，另外也可以组合双方的姓氏。美国是因州而异。韩国则与中国一样，妇女在婚后保留原来的姓氏。

去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是如此判决的：“这一做法在日本社会已深入人心，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姓氏的做法具有合理性。”当时参与裁决的15名大法官中，10人赞成，5人反对，3名女法官均投了反对票。最高法院还呼吁日本国会讨论此事并做出判断，但日本国会的讨论迄今不见任何进展。

目前已与维新党合并为“民进党”的原民主党，去年正式向国会提出要求修改相关法规，今年2月公明党也对此表示同意。但自民党却似不太愿意触碰此事，安倍首相在3月的国会答辩中就明确表态：“夫妻的姓氏是直接关系到家庭形态的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广大国民的意愿，慎重应对。”那日本国民意见如何呢？去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曾展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人反对，支持的仅35%。令人意外的是：60岁以下的人多数支持，而60岁以上的老人却大多持反对态度。

去年底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决出台后，在国际社会引发一片哗然：作为一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居然还坚持如此不合时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是彻头彻尾的男尊女卑。那些经济自立的日本妇女婚后改姓不仅有诸多不便，还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失落感。她们迫切希望与男人一样拥有选择的权利。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秘书长直言不讳地指出：各国妇女必须拥有选择权，必须全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原则。她希望日本能尊重联合国的这一立场。虽然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妇女在婚后都会改姓，但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是自愿的，这完全是两码事。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对日审查会议的“最终见解”还涉及日本政府对各国慰安妇的诚恳道歉、女性不能成为皇室继承人及妇女在离婚半年后方可再婚等问题。但日本政府对此极为抵触。听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对联合国要求日本改变相关做法的建议“极为遗憾，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因为联合国“不了解日本的国情和传统，所以无法理解”。

在受到善意劝告后仍一意孤行，无意改变现状，还振振有词，这就是日本。

（作者系知名日本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