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华为手机终端总部迁移案的两重解读

（原标题：对华为手机终端总部迁移案的两重解读）

华为手机终端总部迁出深圳，或是产业链重构的一个案例。而且，终端或制造基地迁往周边，与研发总部一起，将是创新性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这或许还是深圳互联网和IT产业链更上一层楼的信号。但是，高房价不仅在挤出华为等企业，还在挤出整个工业产业，整个实体经济，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的。迄今我国产业升级还很难谈得上前进了一大步，但笼子已开始腾空了，这实实在在是因为成本上升的驱赶。成本倒逼企业逃离，绝非危言耸听。

一篇《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近日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刷爆。该文以“深圳名片”——华为部分总部外迁东莞为事由，直言高房价或致高科技公司抛弃深圳。加上稍早时候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态对楼市泡沫的担忧，高成本会摧毁一地乃至一国竞争力的观点，触发了各界对于去年以来房价、地价、租金暴涨对实体经济之伤害的深深担忧。

或许不少人都还记得，14年前的2002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民间和网络走红，甚至惊动政商学。该文以深圳五大金字招牌（招行、平安、中兴、华为和沃尔玛）总部迁往京沪为背景，逐一分析了当年深圳在与京沪穗的竞争中，经济话语权和人才争夺上落于下风，认为深圳将衰落。但实情是，14年后的今天，非但当初被认为要“抛弃”深圳的五家企业未脱“壳”而去，百度和阿里巴巴等新锐企业还将总部迁来深圳。

时下，深圳的一些总部企业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基于成本考虑的产业链重构，即“生产-运营-研发”等部门在不同区域（甚至是国家）重新布局，再正常不过。这种情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制造企业生产基地从日本、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迁往包括深圳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带是一个道理。事实上，近年来，总部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将其终端或制造环节迁往周边，如中兴布局河源、比亚迪进军汕尾、光启投资东莞等等，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由此而论，华为手机终端总部迁往临近的东莞，或是产业链重构的一个案例。而且，终端或制造基地迁往周边，与研发总部一起，将是创新性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事实上，作为当今全球智能科技和互联网王国的“硅谷”，并不仅仅指美国旧金山湾区南部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25英里长的那一小块区域，还包括周边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周边软硬件配套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及VC等创投企业。

再进一步琢磨，华为将部分总部外迁，或许是深圳互联网和IT产业链更上一层楼的信号。今天，在PC板研发制造上，深圳是硬件之都。2015年，深圳生产了近1.5万亿IT产品，占全国IT制造业的比重近12.5%，在我国百强电子制造企业中，深圳占21席。同时，深圳也是软件之都。2015年，深圳软件业务收入近4500亿，比2010年翻了一倍，代表软件发展前沿的IC设计产业规模达380亿元，居全国第一。2015年，深圳3335家IT企业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60.4%。另外，中小板、创业板在深圳，PE占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规模，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

因此，受“融资-研发-生产-交付”这一完备产业供应链的吸引，互联网、高端制造业和智能科技等行业大多企业愿意选择深圳作为总部基地，比如代表互联网科技最前沿的BAT（百度和阿里巴巴、腾讯）。在高成本倒逼低附加值产业外迁的情形下，这是一条理想的产业升级之路，政府或许乐见这种隐蔽的以业驱人和产业升级模式。对那些政府想留住的企业和人才，可以“给土地、给补贴”，让他们免受高房价和高租金的打击。

但是，高房价不仅在挤出华为等企业，还在挤出整个工业产业，整个实体经济，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的。眼看着房地产被炒作的暴利多多，资本那还有心思去经营实体经济和工业企业？这就是历届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资金资本就是不往实体经济实体企业去的真正原因。房价和租金是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基础成本，人工、物流、仓储等成本与房价和租金息息相关。《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人工、要素、融资成本高企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人工成本（79%）、融资成本（66%）、要素价格（54%）分列上涨前三位。过去几十年，需求的高速增长覆盖了成本问题，而当经济增速下行、PPI连续47个月下滑时，高成本的弊端就一览无遗了。

优惠的土地政策、人才安居措施，可解决企业的部分土地成本、人才住房成本难题，但化解不了产业链上下游做配件、物流业务的中小企业的成本，更化解不了给企业及员工提供生活服务的成本。的确，整个产业链成本上升了，“深圳优势”也就相应减弱了。用任正非的话来说：“生活设施、工业生产成本太高，企业承担不了。”华为所在的深圳龙岗区，遍布着近900个工业区，空置低效的遍地都是，但新建商业办公楼仍如火如荼。2015年和今年一季度，龙岗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65%和70%，资金都往楼市跑。

深圳房价高企，众人皆知，租金也如此。上月，深圳商品住房每月套均租金4710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700元。房价、租金高，非实体真实需求推动，而是“赚快钱、轻实业”氛围所致。由此，深圳还未到产业升级驱动供应链重新布局的层面，而是人为的高成本活生生将企业赶出深圳。高成本并非局限在房价和租金、要素（用电、用水）上，体制的高成本也是企业需要支出的另一块隐性成本，包括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教育、医疗、社保自我保障的成本支出增长，也包括处于“灰色地带”的行政成本，因信用体系不完善而导致的债权保障成本等等。

华为部分总部迁往东莞，至少还留在广东，至少还有深圳优势外溢、产业链重构、区域一体化利好，若企业迁往省外甚至国外，那局势就可能大变了。近期，苹果公司CEO库克表示，希望将现有的苹果生产线和服务都搬到印度市场去；而去年5月，苹果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就已表态，到2020年，将在印度建立10至12个基地；布局于江苏昆山的某些外资企业，若干年前就开始外撤了。今天，我国产业升级很难谈得上前进了一大步，但笼子已经开始腾空了，这种产业空心化，实实在在是因为人为成本上升的驱赶。在高铁和互联网时代，企业迁往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便利，成本倒逼企业逃离，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