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解读旅游业“工匠精神”期待世旅大会结硕果

（原标题：戴斌解读旅游业“工匠精神”期待世旅大会结硕果）

5月18日至5月21日，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它不仅是中国旅游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更是世界旅游发展的转折点——中国旅游的崛起将改变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主导世界旅游话语权，传播中国好声音。

中国网发起以【中国旅游的“世界观”】为主题的“世旅大会”系列报道。该系列以“有趣、好看、可读”为理念，多维度地传播一个“有故事、有观点、有价值”的“世界旅游盛宴”。

由中国率先倡议，并主导推动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戴斌从“世界旅游观”谈起，一直谈到中国旅游服务业的“工匠精神”，信手拈来，意犹未尽。他指出：“本次世界旅游发展大会是以政府层面举办的世界级大会，除了呼吁旅游的重要性，保持可持续发展之外，还要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解决相关问题。各个国家如果想继续领导旅游行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消费主体，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理念。”

二战后，现代旅游业迅速发展并且成为一个新兴行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世界各国航空、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不仅大大缩短了旅行的空间距离，而且让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也使得人们旅行费用大大减少。由此，西方国家已经从消费层面形成了赋予公民旅游的权利。

社会化大众旅游的迅速普及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的快速恢复和持续发展，私人财力足够应付外出旅游等刚需，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许多国家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闲暇增多的同时，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在1980年发表的《马尼拉宣言》中提出，只有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并改善其生活条件，使之符合人的尊严为最终目标，才能得到繁荣的发展。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是公民的权利。

80年代以后，以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PATA机构为代表的力量迅速崛起，“市场主体”框架已逐渐清晰。自此，西方国家旅游业衍生出私营和公共两种部门，其中私营机构对旅游业愈发重视，从“消费自发”走向“市场自发”，四季酒店、喜来登等相关机构都随之蓬勃成长。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欧美市场主体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在这20年里，世界旅游业不满足于本土高速运转的格局，开始有意识地迈向未知世界，将成熟的旅游产业发展经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形成了旅游业的全球布局。中国80年酒店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在这段时间引进。在市场主体、消费主体这两股力量的共推下，另一股力量——“行政主体”应运而生，并发挥作用。

至此，戴斌指出，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主体”的自主发育和自我成长机制尚不完善，仍需“行政主体”以放松管制、招商引资、刺激消费等措施来推动其发展。

90年代末期，以亚太地区为代表的包括拉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交通、道路、景区、车辆等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无法支撑旅游业的硬性发展，在没有公共部门推动下，缓慢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如何转型升级。在既不挤垮市场，又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各个国家开始了第三次旅游浪潮的探索。

在戴斌看来，无论是WTO还是WTTC都没有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念。所有口号都没有一个突出的理念来阐述“消费、市场、行政”三者之间的明确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行政主体从概念上应发挥的作用，始终模糊不定。

“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观点之一就是对公民权利、消费主体进行讨论，而像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扶贫主要是从行政主体方面来提出的。”戴斌期待，本届大会能够捋顺“消费、市场、行政”三者间的脉络关系，特别是行政主体的推动作用。

戴斌表示，从世界旅游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二十年各国都在投入重金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到访，鼓励市场主体开发旅游资源，但是总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似的，找不到着力点，起到的作用很微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没有解决国家层面的旅游政策有关，比如安全、签证、免退税等。

“WTO推行的自由化与签证关系紧密，国家的签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发展进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放开签证限制，但是反之却不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日均消费限制、服务贸易配额限制，这些政策障碍实际上阻止了旅游发展，政策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障碍。”戴斌说，“旅游是人的权利，那就应该支持让它自由行走。”

本届“世旅大会”除呼吁旅游的重要性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否进一步达成自由、开放、共享的旅游政策导向。例如“旅游是公民的权利”，这似乎又指向原来那些行政主体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签证政策、航权政策、边境政策、安全政策等。戴斌提出，世界各国、各地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都应当以保障公民自由旅行和旅游权利为导向。

长久以来，多国的政策与我国以往的政策一样，都是一脉相承的“重商主义”，强调入境。在戴斌看来，这种贸易思维能否还将使用，值得商榷，必须有一个新的“共识”来指引未来，并立足于理论制高点，切实指明旅游发展之路。

如今，我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增长发生在最近十年间，去年出境游客已达1.2亿人次，出现井喷式的增长，甚至出现中国游客带动世界经济的现象。由此，人的需求和品位是不断升级的，不过，当人们感叹不再缺钱或不太缺钱的时候，这说明国人越来越注重精神消费了。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人大声聊天的习惯，“他们”还是会有些不适应。”

“这么大体量的游客，从概率上讲，不文明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戴斌指出，任何国家都需要经历从不文明向文明发展过程，不能以偏概全去讨论中国游客的素质。文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习惯。从国家层面来讲，很多国家对中国游客仍然持乐观态度。

“我们既要承认，部分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中确实存在不文明行为，应当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戴斌指出，中国游客海外不文明行为很多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关。在大规模出境旅游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不文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政府部门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别国要宽容，自己要从容，不能被歧视的负面情绪所左右。

戴斌建议，需将旅游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列，进到课堂、进入社区。对于出国旅游的老百姓来说，当他们出游时，会从每一个游客的形象汇总到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教育应该面向大众、国民的、日常教育，但建议从居民生活推动，而不是从外交外事的高度推动。

对于旅游业而言，涉及到旅游业从“传统”到“现代”，从满足“旅游者”基本需求到“大众”更加满意，从“旅游业”到“服务业”，将旅游业培育成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就意味着“服务”两字将牢牢占据“核心价值观”的制高点。

在戴斌看来，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为末流，古语也常说“学而优则仕”，却没有说“学而优则商”的说法。所以，对于中国旅游服务来讲，可以用“工匠精神”进行概括。

商人创造了财富，可以享受自己应有的自豪，理应获得更多的掌声；而兢兢业业服务大众的人，也应该享受财富的自由。

“哪怕是一个门童，也依然有自己的自豪，但这个自豪不是空泛的，是需要一辈子来完成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戴斌如是说。

如何去尊重服务？在戴斌看来，如果光喊口号，没有制度，结果只能有少部分人可以用“工匠精神”去诠释、去完成目标。

据了解，戴斌院长曾写过很多关于中国旅游业“服务精神”的文章，通常使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讲别人感兴趣的事情，并且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很正面的。而他之所以能获得绝大受众的认同，只是因为——

“我长期和他们在一起，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戴斌如是表示。（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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