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博弈

（原标题：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博弈）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遭到了新一轮的抵制，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愤怒的人们”最终成为全球化的有力的抵抗者。从中东北非的震荡开始，到大西洋两岸兴起的民粹主义，世界政治的主流思潮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凯歌已经落幕，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制度的民粹主义兴起并且产生了越来越引人关注的政治后果。全球化不能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当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而信息却已经公开透明的时候，出现了两个世界的冲突，一个是富足的世界，一个是贫乏的世界，中间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墙。虽然不能撞开，但是却彼此遥望。

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他们都会对现在正在推进的自由贸易的构想持比较冷漠的态度。最近，美国政府又在世界贸易组织告了中国一状，奥巴马总统成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最多的总统，当然，这其中有个背景，那就是在奥巴马的任期内，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在过去的2015年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利益交叉点多了，摩擦也会多了，值得关注的是，贸易问题已经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美国的商界也对中国经济崛起，以及美国的农产品出口、科技企业感到焦虑。近期美国商务部将决定是否支持钢铁企业对中国企业反倾销的指控。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多边贸易协定，特朗普和希拉里也是持否定态度，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成为竞选中的话题。

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法国等出口实力比较弱的国家反对自由贸易，德国这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在最近两年也是风向大转，两年前有超过九成的人支持自由贸易，而现在不到六成，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比例则有较大幅度上升，超过了三成。虽然这并不能表明欧洲将转向保护主义，但是自由贸易的民意基础正在流失，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贸易持消极态度。这种自我保护的封闭心态可能是未来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变量之一，通过选举政治，思潮变成了政治行动，最终成为国家的政策。

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来自于自由贸易，也因此，全球连为一体，以至于出现了“地球村”的说法。然而，地球还是太大了，全球化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样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失败者。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利的人群自然不会支持它，而全球化带来的“透明世界”，比如豪富生活已经不再神秘，纸牌屋的游戏也暴露于大众眼前。虚拟世界的想象反倒显得更加真实，但是身边的生活却充满了各种繁琐以及不如意。怨怒的情绪淤积，通过选举这种动员方式，情绪被宣泄出来。无论特朗普还是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抑或是德国的“另一种选择”党，莫不是代表选民发泄了怨气和怒气。

“政治正确”的阵线正在溃败，建制派代表的精英政治遭到各种嘲讽，在选举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从根本而言，所谓的精英就是附着于社会上的寄生阶层，他们掌握了规则的权力，获取资源和价值。而精英政治之所以维持下去，主要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妥协，因为大众的自我治理需要组织和机构，这些“治理者”就是精英。当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共识和妥协被破坏之后，“政治正确”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会异化。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精英与大众妥协与共识丧失之后的反应，民粹主义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来抵抗现有的精英政治，大众具有了道德优越感，同时，需要强势的英雄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特朗普为什么频频夸赞普京呢？因为普京强势、有力。

全球化既是黏合剂，也是分离器，黏合的是精英之间的利益，分离的是大众与精英的脆弱联盟。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去管制，带来了商品、资本、人才、信息的链接，在这背后何尝不是财富与权力的重新洗牌呢？介入全球化的个体或者群体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市场经济通过全球化成为全球标准，市场的效率极大地刺激了财富的增长。财富的增长同样带来了多元财富中心的兴起，在欧美之外，每个地区都出现了新的财富中心。然而，全球化对不同的国家、人群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也在改变既有世界秩序的权力结构。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全球化让国家处于不同的结构之中，也扮演了各不相同的角色：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嵌入全球化的国家、拒绝全球化的国家和被全球化遗弃的国家。全球化塑造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但是，全球化内涵的分化逻辑让国家也处于变革之中。曾经主导全球化的美国开始撤退，这次大选就是一个信号，即便特朗普不能当选为总统，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已经回潮，与19世纪早期的杰克逊总统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美国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塑造者，显然，美国对维持全球化秩序已经力不从心，同时也倦怠不已。中国等新兴国家其实是全球化的国家，其利益、视野甚至思维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全球化却不是自己的，而是美国的，也多少有些不满。有些国家拒绝全球化，封闭于自我的世界之中，也就成了全球化的“黑洞”。而一大批国家则被全球化所抛弃，当全球化退潮的时候，它们被晾在了沙滩上。由此观之，全球化的秩序正在处于结构性重构之中，更关键的是全球化刺穿了国家的边界，让个体处于全球的市场丛林之中。

全球化带来了精英在全球层面的集结号，资本的拥有者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财富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国家征税的能力，同时选举政治让税收变得如此艰难，国家成为主要的债务人。债务变成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纽带，国家不是征税而是向富人举债，以履行公共智能，大众可以获得一定的福利保障。这一共谋随着欧债危机而出现逆转，更为要命的是，债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财富转移机制，国家的有限税源变成了利益而支付给富人们。赖债，好听一点儿说是债务重组变成了唯一可行的出路，民粹主义也就在这种夹缝中猛烈地成长起来。

毫无疑问，民粹主义已经开始登台亮相，并且成为不少国家的施政纲领，这对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未来的世界秩序也取决于这两种逻辑和力量的博弈，而处于个体与全球之间的国家则受到多重的压力和挑战，如果不能维持比较稳固的治理体系，要么被全球化挤垮，要么被民粹主义俘获。无论通过选举、革命还是改革，国家必须去调适这两种力量，吸纳民粹主义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更要倚重全球化释放出的红利与效率，唯有如此，才能有可能实现人的发展以及发展为人的目标。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