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放量增长发出了利润导向异化信号

（原标题：贷款放量增长发出了利润导向异化信号）

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利润导向”本身并无不妥，但须与“风险导向”相协调，必须增强贷款对实体经济企业选择的依存度和粘连性，围绕满足和适应实体经济企业的需求，来丰富和优化行为方式，以畅通和拓宽合作渠道。而商业银行实情常常是：“两个导向”之间不仅协调得不好，“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严重，形成排挤“风险导向”的趋势性力量，裹胁贷款畸形扩张，且扩张中的贷款与实体经济的联接与融合越来越差，令我国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大增。

据央行刚公布的数据，我国商业银行一季度新增贷款高达4.6万亿，接近上年新增贷款的50%，是近十年年均新增贷款8.5万亿的50%，远超市场预期。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性调整周期，商业银行贷款高出历史水平的适度增长，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必然。但是，贷款“放量高走”且表现出“脱实向虚”趋势的超常态增长，则是危险的信号。

这种“增长的危险”与商业银行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密切相关。一方面，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目标，与经济环境主要是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偏离程度（脱节）越来越严重。在经济“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其利润增长的预期和目标，仍停留在较高水平上，无论“环比”还是“定比”，均要求不允许负增长。在此情形下，早贷款、多贷款就成了必然选择，成了完成利润目标的最直接、最便捷和最有效办法。这应该是贷款放量增长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选择中，越来越偏好于体现形式上、机械式的“收益覆盖风险”原则。往往重视眼前无视长远、重视静态无视动态、重视局部无视总体，忽略了贷款主体对象的过程优化和结构平衡，无法使贷款增长与贷款对象的发展趋势、承受能力和消化状态相适应。今年一季度，40%以上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各类投融资平台企业，这种对市场利率非敏感性对象超量配置的状态，正是利润导向异化下商业银行行为泛化的必然结果。从单个事件看，这既能给商业银行带来高出常态配置对象（一般实体企业）的收益，又没有短期流动性风险的困扰，当然就有了更多向这类对象集中的贷款冲动。

利润主导异化或固化下的贷款“任性”与“冲动”，令我国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大增。主要表现是，商业银行贷款对象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与我国经济转型所内在要求的产业均衡性调整、行业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产生程度不同的背离。中小微企业获取贷款更为艰难；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市场“风险导向”长期策略，正不自觉地让位或者说麻醉于短期“利润增长”目标。贷款对象、期限、利率、币种等错配的状态加重并更为突出，阶段性利润成果很可能成为积累式的未来风险的代价；商业银行贷款总量加速扩张，伴随的却是实体经济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在全部贷款中，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比重不断下降，已经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单元式和结构性存量“板结”现象严重。新增贷款从实体经济企业回流虚拟市场惯性巨大，加重了市场泡沫；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对贷款手段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在资产总量快速增长趋势下，业务结构单一的矛盾更为突出。有相当部分中间业务收入，靠贷款利息收入的转移或再分配来支撑和完成。还有，商业银行风险基础机制和管控标准底线受到损毁。比如，为了少提取不良贷款拨备，增加利润，人为压低和调整不良贷款基数，对本该归入不良的贷款仍放在正常贷款中核算，或尽量减少高风险类别的不良贷款占比，形成并不真实的不良贷款数据。再比如，宁愿承担贷款拨备率低于150%的监管红线风险，也要保证利润的增长。凡此种种，正在把商业银行的经营引向本末倒置、弃本求末的危险之路。

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利润导向”本身并无不妥，但须与“风险导向”相协调。商业银行利润来源本质上只能是实体经济，“利润导向”和“风险导向”的协调，必须增强贷款对实体经济企业选择的依存度和粘连性，围绕满足和适应实体经济企业的需求，来丰富和优化行为方式，以畅通和拓宽合作渠道。商业银行的利润与风险的“根”要深深扎在实体经济的沃土上。而商业银行实情常常是：“两个导向”之间不仅协调得不好，而且“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严重，并形成排挤“风险导向”的趋势性力量，裹胁贷款畸形扩张，且扩张中的贷款与实体经济的联接与融合越来越差。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的未来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与重点，它会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多样化、金融主体选择多层化、金融功能释放充分化和金融融合对象实体化的深刻变革，这也是校正贷款“增长危险”的重要体制性力量。为此，应充分利用市场转型的原生力量，主动改变和提升商业银行贷款的内在品质。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贷款有转嫁成本的巨大潜能，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下的贷款，总能找到支撑利润的“载体”和转移风险的“漏斗”。而随着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这种“载体”和“漏斗”将越来越少甚至消失，资金利率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也将加快。因此，在商业银行贷款品质锻造中，培育和具有更多“薄利（利差缩小）”和“贴身（实体企业）”经营的基因、偏好和能力，将形成用贷款获取利润“既难又险”的生态约束环境，倒逼商业银行形成盈利资产多元化的经营新格局。可以相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进程越快，间接融资中贷款回归市场化、法制化的步伐也会越快。

在此过程中，提高间接融资市场中实体经济贷款的比重，是一项紧迫性、现实性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脱实向虚”的倾向、惯性和状态，是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的产物。商业银行全部资产中直接用于实体经济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进入各类通道业务市场、支付结算市场和要素交换市场的份额在不断上升。由于我国贷款市场的若干历史性原因，进入实体经济贷款，具有十分强大的“漏出”功能。因此，要加快完善市场监管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和指引，控制非实体经济类融资业务的总杠杆倍数，而不仅仅是进入门槛条件、单项特殊标准和结构数量要求。要保证贷款资金按用途使用，真正跟着实体企业经营的物质走，而且与企业市场经营的能力相适应。并严格控制企业贷款与物质在运行“换位”过程中，因为资金“间歇”可能流向虚拟市场或其他市场的“漏出”风险。同时，完善贷款支付管理，强化贷款转移用途的交叉违约约定，全面提高贷款质效。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资深财经评论人）

高盛自己打脸

在黄金期货今年一季度录得近30年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后，此前一直在高叫“做空黄金”的高盛大宗商品主管Jeff Currie改口上调了3、6、12个月的金价预估。高盛2月15日公布的做空黄金交易建议，损失约4.5%。高盛全球利率小组同时下调了未来12个月10年期美国实质利率的预估。漫画 刘道伟

以降税思路长期规划跨境电商产业

郁慕湛

□郁慕湛

据悉，跨境电商进口监管新政拟作调整，新政监管措施将有一年的暂缓实施过渡期。

4月8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实施新政，但一个月以来，跨境电商平台在保税区仓库积压了大批货物，一些跨境电商进口单量锐减甚至为零。

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近年有两大变化：一是原来出口交易为主变成进口交易居多；二是跨境电商交易额迅速上升，电商平台和“剁手党”瞬间大幅度增长，短时间内掀起一股“海淘”热潮。这当然与互联网及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分不开，而海淘族之所以有浓烈兴趣去“海淘”，归根结底有两条：一是同类商品，进口比国产质量更可靠；二是价格便宜，非但比国内专卖店、大商场内同牌、同类、同款的进口商品便宜，比出境带回的同牌、同类、同款商品还要便宜。

在跨境电商进口监管新政前，对低于1000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物品征收行邮税，其中多数商品完税税率为10%，并对税额低于50元的进口物品免税。而按新税制，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虽然综合税费也有低于之前行邮税费的，如海淘者一次购买1000元化妆品，按调整前行邮税税率为50%；调整后的最终税率则为32.9%，税负有明显下降，但总的说来是提税。这意味着我国在跨境电商进口发展初期实施的按个人物品征收行邮税的低门槛、低税率的政策红利结束，尤其取消50元的免税额政策，表明昔日购买500元以下低价母婴产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个人消费品的“免税时代”也宣告终结。

表面上来看，此举是为了贸易公平。过去跨境电商贸易比一般实体进口商税负轻得多，网上跨境贸易不是依靠互联网来减少销售环节降低贸易成本，而是通过少缴税收的方法来获得成本的降低，这是不公平的。互联网在我国兴起之后，互联网创新企业层出不穷。但如果我们的创新企业都是依靠在不公平的环境中获得成长的，那么这样的创新少一些也罢。不过，提高“海淘”的税率，不见得就会增加境内专卖店、品牌店的销售额。鉴于我国消费者现阶段基本上还是处于注重价格的阶段，大幅提高海淘商品价格，多半不是分流一部分销售额去了实体进口商品店，而是整体消费进口商品额下降。这无论对于减缓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对于平衡外贸、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应该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都是不利的。

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获益。中国自加入WTO之后，GDP翻了一番。但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这也成了中国对外出口增幅长期下降的原因之一。由此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要转型，另一方面还是要增强对外贸易。几年来中国一直在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抗争，以营造一个更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早已履行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平均关税水平已降到9.8%以下，且这次海淘新政也明确关税为零。然而这次海淘新政，实际上还是在提高进口税。为了公平规范跨境电商，也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达到贸易平衡，让民众也能得到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实惠，似没有必要把海淘电商进口税提得那么高，反倒可以把实体进口商的税费也降下来。

具体说来，就是把现在商品进口环节上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种税降下来。增值税是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进口商品在海关缴税完税，商品价格上升是因加上了税收，商品既没有流转又没有增值，哪来增值税？当然对海淘来说，与实体进口商一样，从电商平台到消费者的过程中是产生增值的，需按章纳税。只是目前以营改增计，这个税率是不高的。

其次，消费税也可与时俱进地改革。进口商品消费税，很大程度都是奢侈品税。奢侈品的概念是随着民众生活水准和商品发展不断变化的。譬如，相当部分的手袋、香水、化妆品这些年来早已成了城市居民的大众奢侈品，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原来的消费税？可否适当降低呢？

笔者希望，在今后一年的过渡期内，能对跨境电商进口监管作个根本规划，以降税而不是增税来长期规划跨境电商产业。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

美国光伏巨头

在劫难逃

蔡恩泽

债台高筑并深陷财务危机的美国光伏产业巨头太阳爱迪生公司（SunEdison）上月初申请破产保护，成为今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破产案。

光伏产业的环保节能基因决定了其必然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由于兼具光伏产业链上游的多晶硅生产和下游的太阳能服务，SunEdison一度在可再生能源江湖盟主的交椅上意气风发。至去年9月，已经累积了800多个项目。1996年上市后，经过10年闯荡，SunEdison的股价在2007年12月底达到每股89.63美元的历史峰值。彼时正逢美国资本市场新能源概念崛起，SunEdison是其中的“带头大哥”之一。而截至上月25日，已从纽交所转到场外市场的SunEdison，股价仅0.222美元，还不到历史最高的四百分之一，市值从100亿美元骤降至5000万以下。

在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的50家最具智慧公司排行榜上，SunEdison位居第六，也是排名最高的能源类公司。该评论说，SunEdison极为进取地扩展可再生能源产品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提供电力，乃是人类的希望。如今SunEdison在耗费了31亿美元收购资金后导致债务失控后，SunEdison面临着14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违约风险，且未能按时支付债券利息。

SunEdison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与近几年国际能源价格一路走低有直接关系。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的生产、传输、储存成本比较昂贵，在与传统能源较量中本来就处于劣势。这几年，油价持续下跌，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势下，原油需求持续疲弱，即便冻结石油产量的多哈协议能落实，也难以挽回油价继续下跌的趋势，这严重挤压了新能源的发展空间。当前，可再生能源已成全球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页岩革命受挫对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构成利空，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举步维艰。作为太阳能产业龙头老大的SunEdison在劫难逃。

太阳能行业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也是SunEdison走向破产边缘的一大根源。10年前，在传统能源价格高涨的大势下，新能源产业乘势而起。SunEdison的并购策略既显示出其雄心，也成了日后背上巨额债务的绞索。SunEdison在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分布式光伏发电、大型光伏发电、能源储存、风能投入很多，甚至还涉足相对新兴业务如微电网，显然试图“通吃”，尽量覆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每块地盘。一般公司只专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但SunEdison似要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花园，并圈起一道围墙，然后在大门口收费。及至SunEdison并购屋顶太阳能安装公司Vivint的消息出来后，业内人士不无担忧，SunEdison走得太快了，巨额债务可能成为它的滑铁卢。想不到债务危机说来就来了。

说起来，美国政府也难辞其咎。中国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产量从2008年起异军突起，坐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从2005年德国开始补贴光伏发电以来，中国光伏产业年产量几乎从零起步，到2014年已达30GW，保持全球遥遥领先的地位。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美国和欧洲的光伏制造企业被中国挤压得几无生存空间，数百家光伏企业接连倒闭。面对全球光伏产业的激烈竞争，美国政府为庇护美国太阳能企业，对中国光伏企业高举反倾销反补贴大棒。但是，华盛顿保护了本国的产能，却造成了产能过剩。SunEdison也就成了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牺牲品。结构性过剩是当下全球经济的通病，美国焉能独善其身？

再从SunEdison自身商业品行来看，在商业道德上的瑕疵，却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和政府。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称，SunEdison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针对该公司去年秋天是否存在夸大流动性状况、误导投资者行为的调查。SunEdison也已在常规递交文件中确认SEC的调查，并表示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

当然，申请破产保护不等于注定就会破产。如在破产保护期间能找到适当的债务解决方案，不排除SunEdison有翻盘希望。据彭博社报道，已有公司对SunEdison资产表达收购兴趣。就在SunEdison宣布破产后一小时，英国绿色能源供应商Ecotricity Group就宣布，已购买了SunEdison在英国800个太阳能屋顶装机量的资产组合。据已披露的谈判报告内容，SunEdison计划在本月初进入负“自由现金平衡”状态，下月末自由现金将为负2.6亿美元。在谈判中寻求3.1亿美元的临时性融资，使公司的自由现金在年底上升至2.5亿美元。

虽说眼下全球光伏产业处于发展低谷，但从长远前景来看，随着传统能源的日渐消耗，十几年后光伏产业终将逆袭反转，成为能源市场的主导力量。只要SunEdison能挺过眼前的难关，柳暗花明不是没有机会。

（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财经媒体专栏作家）

遏制“造假”也该有“三不”警戒机制

黄湘源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之所以能取信于民，主要是有了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遏制上市公司造假，除了让造假者不敢假、不能假、不易假之外，对审计师、会计师及事务所，不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惩戒、防范与保障机制么？

□黄湘源

被强制退市的ST博元终于告别市场了。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已成损害市场公信力的毒瘤。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造假违法成本太低，没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5年，证监会242张处罚决定书中有35家上市公司牵涉财务造假，其中，2015年下发的64张判决书，涉及10家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除海联迅被罚882万，实控人被罚1203万之外，其余罚款均不超过60万。此外，最大的惩罚就是造假主要责任人市场禁入了。除了ST博元之外，上述涉及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没有一家被退市。非但如此，本该退市的万福生科和海联讯还得以因引进了一项主动赔偿受害投资者的所谓创新之举而以罚代退，获得了留在市场的合法资格。也就是说，对存在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的重大违法上市公司实施强制退市，尽管已写入2014年11月生效的新退市制度，却由于与现行《证券法》修订不同步，终究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实施难。这个问题必须在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得到解决。不提高处罚力度是不行的。

在上市公司造假问题上，对被称为“造假帮凶”的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该怎么办？尽管各方主张分歧甚大，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将反腐的“三不”引用于用法律和制度惩治和遏制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充当“造假帮凶”，则“造假帮凶”的问题是不难得到较好解决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之所以能取信于民，主要是有了“三不”，即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遏制上市公司造假，除了让造假者不敢假、不能假、不易假之外，对作为造假帮凶的审计师、会计师及事务所，不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和保障机制么？

在实践中，一般都将审计师、会计师及其事务所在财务造假中的行为认定为审核不严，未能尽责，很少从共犯同谋即“造假帮凶”的角度来审视。华锐风电以制作虚假单据提前确认收入的方式，在2011年度虚增营业收入逾24亿，虚增利润近2.78亿，占当年利润总额的37.58%。而利安达在华锐风电年报审计业务中未能勤勉尽责存在诸多执业问题，致所制作出具的审计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显然不能以国家风电政策调整和内部纠纷为免责的借口。利安达在天丰节能IPO审计时，应收账款函证过程未保持控制，对明显异常回函没有关注；未能发现天丰节能虚构客户、虚增收入的行为。此外，2012年利安达因在北亚实业审计业务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而受罚。最近，利安达又因对赛迪传媒的审计业务违规而受罚。为此，利安达被处限期整改并暂停承接新证券业务。

目前国内审计业务同质化严重，对部分上市公司而言，报价便宜是选择中介机构的主要选择标准，事务所之间也经常为此而开打“价格战”。这种非同一般的市场需求不仅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行政处罚在业内的警戒效果，也为违规受罚中介机构改头换面提供了方便，为其“金蝉脱壳”和“东山再起”创造了适当条件。早在银广夏案中，吊销了刘加荣、徐林文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资格和事务所执业资格，以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中天勤合伙人中的主力，在受到处罚后就曾轻易“金蝉脱壳”，带着约60家上市公司客户名单加入了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在绿大地欺诈发行上市时，深圳鹏城对绿大地2004年至2007年的相关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由于深圳鹏城此前还曾因金荔科技、聚友网络的审计业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而遭处罚，以及被追溯到在北生药业的财务审计业务中存在违法事实，财政部与证监会2013年5月曾联合下文，撤销深圳鹏城的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在常人看来，此次“史上最严罚单”等于宣判深圳鹏城极刑。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撤销证券服务业务处罚下发前一年，深圳鹏城又获批被原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史上最严罚单”就这样顷刻之间消弭。

国内外的实践一再证明，唯有恰当而适度的严刑峻法而不是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法外宽容，才是从根本上遏制“造假帮凶”现象屡禁不止的不二法门。美股历史上也曾造假案频发，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会计行业、律师向法律顾问提交有关人士违法报告及分析师利益冲突的处理作了详细规定，对会计行业监管规定的分量最重。不仅要求建立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专司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年检、调查和处罚，制定自律规范，若审计公司未在该委员会登记，则不能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为保证审计师的独立性，还对执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了禁止注册审计公司从事所服务客户的非审计业务；实行强制性轮换，审计事务所合伙人担任公司外部审计时间不得超过5年等一系列规定。若违反证券法的人士必须返还所得利益，应归于为受害者而设的基金所有。

如果说，让上市公司以其“造假帮凶”不敢假，主要靠严刑峻法，那么，要做到不能假和不易假，则更多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提高相关职能人员的职业道德及遵守执业规范的自觉性来逐步实现。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之间的聘请与被聘请关系毕竟是无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审计师会计师出具非标意见难免遇到很大压力。有鉴于此，在制度设计上能不能用第三方委托的方式适当改变目前这种无法不受利益所制约的雇佣关系？因为，说到底，真正需要改变的，还是审计机制被利益牵着鼻子走的非独立性。

（作者系资深市场观察分析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