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只是更快执行了基于逻辑的算法

（原标题：机器人只是更快执行了基于逻辑的算法）

——我对人工智能的哲学理解

程序只是实现了算法，而那个算法有价值，因为符合人的生活，能解决人的问题，提升人的便利。我们公司内部有种负责联系客户的聊天工具，可让人感觉和真人在对话，还有一种工具负责筛选客户可能喜欢的房源，未必有一一对应的准确性猜测，但给客户营造了一种受到关心的感觉。

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智能搜索房产引擎，为了反击黑中介散播的虚假房源信息，又开发过“洗房源”的智能软件。这些都是带有一定智能辅助功能的软件，我们只知道这叫“更高效的房产交易平台”，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就是人工智能。

语言有许多天然的缺陷，但这不是我们祖先的错误，他们创造语言是为未来合作捕猎时候的沟通方便，没有预计到今天的社会不是他们的责任。在人类语言逻辑中，“正方形”这个词，先天排除了这种长宽不等的可能性。但语言也有逻辑死循环：“我现在正在说谎”——我到底是诚实的人，还是虚伪的人？我如果真在说谎，就不会告诉你。如果承认我在说谎，那就说明我是诚实的。这并不需要你伤害自己的脑细胞去苦思冥想。维特根斯坦早就总结过这类逻辑悖论，那是语言天然的缺陷。

好莱坞虚构出了“钢铁侠”、“蝙蝠侠”、“猫女”，人类社会从未进化出这些物种，这些空无一物的概念也从未在人类语言中留下印记。但你从感情上容易接受这些概念，愿意掏钱去看这些电影，而且并不感觉这是虚构的。这是因为人类的语言中，不能先天地排除掉这些概念。这也就意味着，你能去想象有这么个品种、物种，实体或概念。这一切源自于你平时生活中相似的相关经验。这些经验和语言的缺陷，给好莱坞留下了后门程序。

我们会有更好更智能的机器，但不会有“机器人”，就像“汽车人”永远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一样，我们无法从想象中把这些概念排除出去，因为我们的语言天然有逻辑漏洞，无法阻止这种新名词的出现。

新来的程序员刘国锋非常机灵，他插话说，“以后人工智能可实现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就能造一个”，那感觉就像人工智能是单身狗们的“极乐世界”一般纯洁而幼稚。但这是一个好问题，使得我们的讨论有了哲学的价值。

维特根斯坦说过“油画上的石头不是油画上塔楼的支撑物”，影视作品中的那些科学家能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那就相当于在油画中的“科学”和“人”，两者看似存在因果关系，其实什么都不是，两者都是想象中的东西，而你之所以能去想象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用来想象的语言存在漏洞。你感觉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能产生一个类似于人的装置或生物体。在油画、电影和想象中，科学确实看起来是机器妞的前提和基础，但那不是现实。好吧！但是，你凭什么说那不会成为现实呢？

真是个好问题，我们走到了不能再发问的边界，而不是找到了事物的根本原因。根本问题不是什么时候能造出机器妞，而是认识到科学家们故意误导了你，创造出一个类似于“神秘的宇宙”、“神秘的未知世界”、“神秘的未来”等等神秘事物，是为了让科学崇拜俘虏你。我忘了是斯宾格勒还是谁，说过类似于“科学的偶像化就是文化衰落的重要症状”，我不知道文化是否在衰落，我真的感受到对科学的崇拜，已到了偶像化地步了。

如果不是导演在电影中，而是科学家在现实中，制造了一个非常妩媚迷人的机器妞，那么，他一定具有邪恶的目的——他就是要制造科学崇拜，让人放弃独立思考，对科学产生恐惧，感觉只有投奔到科学家麾下，受科学家保护，才能获得安全，因为我们会被机器妞这个伟大的科学成就所震撼和折服。问题根本不在于过多少时间以后，我们才能造出一台或一个机器妞，而在于我们该怎样在现在就回击和防范这样的科学家——这仍然是一场人与人的斗争。

大约上世纪70年代，日本科学家松泽哲郎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训练两只黑猩猩学习语言，其中一只的名字正好叫AI（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据悉，它在一段时间里学会了使用人的语言，给它看写着“绿色”文字的卡片，它就会去拿绿色的东西给你，它甚至还知道了“五个苹果”的含义，并能对应于这个数字摆出相应的苹果。日本人一度很兴奋，认为找到了一个灵长类研究的重大突破口。但很遗憾，研究人员很快发现，AI不能双向使用语言，给它一个绿色的东西，它找不到那个写着“绿色”字样的卡片，因此，我们不能判断它学会了使用人类的语言，它可能还是在食物刺激下产生了有记忆的条件反射。

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一致性源自于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黑猩猩还是机器妞不会真正学会人类的语言，因为他们没办法和人类有共同的生活形式，他们只是理解并执行一部分人类语言中的逻辑。所以，战胜李世石的阿尔法狗并没有学会围棋，它只是更快地执行了基于逻辑的算法。机器比人执行算法要快，这还是新闻吗？4000年前，因为马比人跑得快，我们的祖先驯化了野马。算法不是围棋的全部，下棋是交友和消遣的方式，下棋时体会到紧张和愉快的刺激会促进人脑的进化，这些都是围棋的一部分。

我感觉进化就是筛选出效率最高的个体或者个体的组织形式。在我们公司内部，有一种负责联系客户的聊天工具，可让人感觉和真人在对话，部分实现了图灵当年的愿望；我们还有一种工具，负责筛选客户可能喜欢的房源，这里面未必有一一对应的准确性猜测，但是这种算法本身给客户营造了一种受到关心的感觉。程序只是实现了算法，而那个算法有价值，因为符合人的生活，能解决人的问题，提升人的便利。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是改革开放之初在深圳特区提出的，虽然已好多年不提了，我仍很喜欢这句话和那个激情奋进的时代。算法的提出和实现就是效率。现在，不妨就先把李世石想象成黑中介，然后把我们承担的角色想象成阿尔法狗，我们要用算法击败对手。（作者系大房鸭公司董事长）

“英国制造”是怎么退出历史核心舞台的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在“去工业化”战略下，英国是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制造业产出增速低于其他产品与服务产出增速的国家，制造业设备投资、培训与研发投入最为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而且制造业产出下降速率与幅度、吸纳劳动就业比例与下降幅度最大。

在大英帝国让出世界头把交椅半个多世纪后，尤其随着二战结束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无论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还是在本国GDP中的份额，吸纳的就业比例，以及品牌等各个方面，“英国制造”随同帝国退出了历史核心舞台，不仅与美国，也与德国、日本等OECD主要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致世人再也不能脱口说出当今世界上哪种主导性产品是“英国制造”。

有两位学者Michael.Kitson 与Jonathan.Michie在分析英国制造业大滑落的政策性原因时，将矛头指向了货币与工业政策：“过去30多年（上世纪60到90年代）英国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导致汇率高估与高利率，这两者均打击了制造业。与此同时，工业政策一直是无效的，几乎没有将公共部门作为一种现代性力量加以运用。”两位学者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起，历届英国政府，特别是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目标过于关注诸如通胀率和利率等名义指标，而不是就业率和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导致的经济滞胀性衰退后，英国跟在美国后面，一味将抑制通胀作为主要目标。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一套自由化政策中，将建设一个所谓更有弹性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作为主要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打击和缩减工会力量，削弱劳工阶层的整体谈判能力。这不仅降低了企业对劳工的薪酬支出，也大大降低了对在职雇员的技能培训支出。同时，高估的汇率和高利率又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使制造业企业对培训支出更加没有热情与能力。这形成了恶性循环。时间一长，英国经济的技能基础受到极大削弱。

无论是投在制造业设备上的还是研发方面，英国企业资本支出能力与水平不断下降。在一味“小政府”和限制政府支出的约束下，大量失业人员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再就业培训支持。如此，怎么会有真正的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呢？又怎么不在各国竞争中败下阵来呢？

两位学者的分析没有遵循一般新古典经济分析范式。企业面临的环境并不是充分竞争的，价格并非时时处处都是有效的。他们认为，产品质量和良好的消费者客户关系才是竞争力的关键。

这两位学者对英国政府在上世纪最后近40年里的“去工业化”深表惋惜。他们引用比较数据说明，在所有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中，英国是唯一制造业产出增速低于其他产品与服务产出增速的国家，也是制造业产出下降速率与幅度、吸纳劳动就业比例与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制造业设备投资、培训与研发投入最为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从1983年英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进出口不再有盈余后，一直到两位学者考察的1999年便一直是赤字，其国际竞争力江河日下。他们同意其他学者所总结的：制造业产出的相对下降只是“英国的独有现象”。

不错，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使制造业生产率有一定提高。然而，且不说英国这一指标表现仍逊色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即便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也主要被用于增加利润，而不是用于降低价格；增加的利润主要被用于股息分红支付，而不是投资。如果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主要用于降低产出价格和投资，则将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和产出，进而扩大就业，增强投资与研发投入，这将会巩固与增强经济基础。遗憾的是，过于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股东利润，导致英国制造业净投入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路下滑到90年代的负数，制造业就业吸纳水平也一再下降。所有这些现象难以用服务业状况（特别是人们关心的替代效应）得到解释，因为就在制造业就业水平大大下降的同时，整个国家总体失业率也在上升。这都与德国、日本、美国同时期的情况形成了较大反差，致使对外贸易不断恶化，就业与收入水平不断下降，研发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力几近丧失，经济基础不断遭到侵蚀，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长期增长潜力受到削弱。

由此，人们看到，1950年时英国还是欧洲第二富有的经济体，到了1973就滑落到第七位，1992年跌落到第十一位；1950年至1973年间，在欧洲16个经济体中，英国经济增长率最低；当所有这些经济体1973年至1992年间增长率均下降时，英国并列排在第12位。

英国的这段历史表明，“去工业化”无论何时都是值得特别慎重甚至警惕的提法，更不用说去做。中国这样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更应远离这样的意识与想法。尽管“无工不富”似乎听上去有些老套与庸俗，但迄今的经济史还尚未证明这一说法不正确或不应受到重视。

仍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研发生产出更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制造业产品，强调研发与科技投入的创新战略，确定“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稳固并不断提升制造业产出规模、质量和竞争能力，加大在职培训与再就业培训的公共和私人支出，促进职业技能教育，不断巩固与增强国民经济的技能基础，维护与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所有这些，对确保整个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都是十分明智的。对此，应长期坚定坚持，不能有任何松懈与偏离。（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当骗局穿上

互联网金融的马甲

无论是否存在互联网，旁氏骗局总是存在。但不可否认，互联网加剧了庞氏骗局在短期内的传播，所以危害性更大。现实中的骗局一旦出现蛛丝马迹，你报警后就会被侦破。而互联网金融有可能穿着金融创新的华丽外衣，迷惑了人们的双眼。

1882年，一个叫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的意大利人出生了。没错，他就是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的庞兹，他背负诈骗之名，还得了个特定金融术语，叫“庞氏骗局”。庞兹的故事始于一战后，之前他已前科累累，只好来到北美厮混，某天忽然发现邮政票据隐藏着巨大商机，其实邮政票据只是一种支付手段，本身并没有投资价值。当然某些特定的代金券会有支付价值。但庞兹这看到这个简单的票据有大故事可以讲，这就是外汇市场上的套利机会。他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一战后法国和德国等货币贬值厉害，收购这些国家的邮政票据拿到美国来卖，就可稳妥地赚取套利收益。当然，这个牵扯外汇市场套利的故事情节势必复杂，而庞兹要的就是复杂曲折的故事，在读者云山雾罩时，他开始出王牌：参与这项投资，可带来巨额回报，他承诺这项投资将给参与的客户45天50%的回报率。

想想，还有什么投资计划比庞兹的投资计划还诱人？于是一些人跃跃欲试开始参与。庞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真兑现了早期客户的回报。这种言而有信的做法大大激励了潜在客户的参与，使得他的投资计划如滚雪球般膨胀起来。可是，邮政票据并没有套利机会，所以，庞兹并没有真实的现金流可支付投资者。他能做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拿后面投资者投入的钱来支付前面投资者的回报。庞兹的计划抓住了一个关键点：后面参与的人数永远多于前面参与的人数，用后面人的钱来支付前面人的钱就不会出现支付危机。这就意味着整个骗局是可持续的。这是所有庞兹骗局设计者的梦想所在。但设计骗局的人肯定没有想到，容易到手的钱也容易挥霍，虽然后来的投资者人数上多于前面的投资者，但支付完前面投资者的回报后，剩下的钱还能挥霍多久？这显然不是个无限期的美梦，现金流的有限性和挥霍的无限性之间存在冲突，几乎所有庞兹骗局的设计者最后都倒在自己的挥霍上。还有，要让骗局持续下去，必须精确计算与新增投资者人数匹配的回报率。只要这个匹配稍微出现差错，整个计划就难以为继。事实上，庞兹并未考虑这个匹配性。这也就意味着骗局的曝光也是百分百的事。

玩骗局的人通常都会过度自信，而且带有侥幸心理。在通讯和交通不发达的过去，骗子可一走了之，从而骗局带有某种持续性。也正因为预期到这种持续性，庞兹之后，无数类似的骗局在全球各地上演。比如前几天看到朋友圈里一个所谓的三代理财计划，所宣称的就是投资14000元获利15万。稍微有点专业知识的人，肯定不会投。但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就会买。因为人性存在某种缺点，也就是行为金融学家常常讲的贪婪。人的贪念会蒙蔽眼睛，总会相信自己是个例外。总觉得自己走在街上能被一块金砖砸到脑袋。

假如把庞兹的骗局换一个内容，比如互联网，你会发现毫无违和感。e租宝也好，中晋系也好，泛亚也好，抑或是其他类似的互联网金融骗局，都不过是换了马甲的庞氏骗局而已。骗局的性质有变化吗？完全没有。所有的庞氏骗局都有四个共同特征：一是故事跌宕起伏；二是天上掉馅饼；三是击鼓传花；四是单个骗局的持续期不长。庞氏骗局通常都会由导演亲自精心编剧，导演会根据某种金融产品的设计原理编出一个狗血剧情。现在的导演还学会了路演，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站台，增加剧情的可信度，使得这些人完全抵抗不了诱惑，冲动之下就会把钱投进来。不管你信不信，只要推出任何短期高回报的金融产品，都会吸引一批参与者，并非这种产品多么高端大气，仅仅就因为满足了很多人的贪婪之心而已。

但如前所述，通常导演并没有事前精心测算匹配度，同时导演自身也是贪婪之人，拿到钱也不会真的去投资，而是过奢靡的生活。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短期内资金大量漏损，从而使整个骗局在不长的时间内被曝光。

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吗？其实没有。无论是否存在互联网，旁氏骗局总是存在。但互联网真的在旁氏骗局中没有特殊的作用吗？不可否认，互联网加剧了庞氏骗局在短期内的传播，使其社会危害性会更大。互联网的传播功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为何互联网金融里的庞氏骗局显得那么刺眼？说到底，现实中的骗局一旦出现蛛丝马迹，你报警后就会被侦破。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庞氏骗局面临严格的法治和监管。而互联网金融有可能穿着金融创新的华丽外衣，迷惑了人们的双眼。这也是互联网金融里庞氏骗局特别容易做大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大萧条让独立运动获得了全新动力——印度漫笔之七

印度原本是世界上纺织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受殖民者的压制，反而变成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大萧条一来，随着农民收入暴跌，农村凋敝，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涌向大城市，不管在加尔各答、孟买、德里，还是在马德拉斯、勒克瑙，贫民窟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

1930年11月，英国召开第一次关于印度改革的圆桌会议。印度王公、地主、行政官员、企业家还有各个宗教、民族领袖济济一堂，却不见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因为就在上半年，因呼吁民众抵制英国的盐税，发起了食盐长征，甘地、尼赫鲁都被捕了。

这次圆桌会议遭到了在野的保守党强烈抵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坚决反对。当时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已逐渐影响到全世界。英国采用金本位制度，盯住黄金的英镑被高估，不得不承受美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货紧缩”，失业人口达200万。丘吉尔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英国的经济疲软问题，而不是英属印度殖民地。

次年初，甘地被释放，得以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甘地原本对经济不感兴趣。他甚至说过，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法则是“魔鬼法则”。他虽曾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但宣称没有读过任何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但1931年出狱后，他开始研究经济。在伦敦，他发表了关于英国控制印度汇率的声明，谴责英国只盯着美国，忧心忡忡地计算自身的失业率，却很少想过英镑与卢比的汇率。

1927年，印度经历了一次还算温和的通货紧缩，印度卢比从战争期间的2先令升值到1先令6便士。殖民统治者马上通过一部《货币法》，把印度卢比盯在这个水平上。可随着大萧条来临，同样采用金本位制的英属印度和英国面临类似困境。甘地赶赴伦敦，除了政治诉求外，主要就想让英国放弃管制，允许印度采用浮动汇率，同时承认印度自治运动的合法性。

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赞同甘地去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激进的国大党领袖鲍斯就认为，甘地去英国谈判，还要签订协定，是向殖民者投降。而在丘吉尔眼里，半裸的苦行僧模样的甘地，与身份高贵的英国总督平等会谈，还提出激进的经济要求，简直让人无法接受。事实上，英国当时正在考虑放弃金本位。几个月后，英国就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允许英镑大幅贬值。可英国不打算允许印度也这样做。

甘地回到印度后，印度事务大臣就坚持印度仍然必须坚守高汇率，哪怕大量黄金外流也在所不惜。很多印度人痛斥政府“贱卖黄金”。大萧条对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在凯恩斯《通论》出版前，经济学家缺乏分析宏观经济的工具，即使顶尖的英国经济学家也无力阐释当时的经济巨变。从政客到学者，都只能从常识和直觉来决策。大多数人都没想到，这次大萧条会持续那么久。

不妨回顾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历史，看看印度经济结构在两百年里发生了多大变化。1757年，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普拉西地区取得军事胜利，初次涉足印度政治经济时，英国的GDP还不足印度的五分之一。1857年英国接管整个印度时，英国GDP不足印度的三分之二。而到了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英的GDP已超过印度四分之一了。

农业一直是印度最主要的产业。莫卧尔帝国时期，土地税收要占到GDP的15%，可到了1947年前后，土地税收只占到GDP的1%，其他税收反而占GDP的5%。土地税收减少，获益主体却不是底层农民，而是印度本地的上层精英，还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印度的粮食产量虽有小幅增长，但远赶不上人口增速。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印度粮食产量还算稳定。这只是因为没有严重的气候灾难罢了，不能证明印度农业实现了新水平的稳定。1943年前后，孟加拉地区爆发了极为惨烈的大饥荒，超过300万人饿死。

印度原本是世界上纺织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受殖民者的压制，反而变成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终于决定对印度施行关税保护，印度很快就不再进口纺织品了。而在其他利润率更高的领域如商业、金融业，英国人一直牢牢地把持着主导权，拿走大部分垄断利润。

从1921年到1931年，印度人口稳步增长，从3.05亿增至3.38亿。粮食生产基本保持稳定。但大萧条冲击一来，粮价急跌，农民生活水平一下就降到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政府无力救助农民，只能设法控制放贷者，要求他们接受延期偿付。

此时，印度的关税保护政策也面临挑战。随着国际纺织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日本纺织工人的人均产出急速增长，印度不得不一再提高纺织品关税。而英国纺织工业害怕在印度市场失去竞争力，要求英属印度对英国施行“帝国特惠制”。这种做法受到尼赫鲁等社会精英们的强烈抨击。

从社会结构来看，大萧条对印度所造成的最大冲击，恐怕还是城市化。随着收入暴跌，农村凋敝，数以百万计乡村穷人从全印度70万座村庄出发，到附近大城市讨生活。1931年，印度15个大城市吸纳移民700万，到1941年，虽然没有明确数字，但数量一定在千万以上。不管加尔各答、孟买、德里，还是在马德拉斯、勒克瑙，随处可见乞丐和露宿街头者，贫民窟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农村的衰落给予国大党领袖巨大的机会，独立运动获得了全新动力。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