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建国 英日镜鉴”三人谈

（原标题：“制宪建国 英日镜鉴”三人谈）

先锋话题

“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初，那两段改革深入演变的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日本近代以来有两个重要的立宪时期，一个是明治时期，一个是二战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治宪法及“和平宪法”，跟中国关系都很大。晚清筹备立宪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各国宪政，最后达成一致的方案，基本上就是效仿日本的明治宪法。到底明治宪法是怎么出台的？在日本国内其实是经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反复酝酿的。

在一个现代国家里，议论国是或公共事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这个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宪法是什么结构，公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大家都可以讨论，最后通过一个特殊的程序和机制，即制宪会议或者国民会议，将其通过颁布，这才叫做宪法，才能发挥真正的效力。明治时期的前二十年，日本国内在开放经济上的市场外，还开放了这个公共的言论市场，先后有好几十部宪法草案文本出来，相互进行讨论甚至辩论，最后加上大臣们的观点，朝野上下，各派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获得通过，这就是明治宪法。

实际上，从甲午战败后，经过戊戌变法、庚子之变、新政改革、筹备立宪，一直到袁世凯的北洋时期，即晚清到民初大约也是二十年里，中国同样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大家都可以讨论宪法，晚清官方设立了咨议局，私人团体及个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会有所感慨，人类历史的进步，很多时候是以一定的退步为代价的，退一步进两步，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初时期，就能够做到这样了，那段改革过程深入演变的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张允起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系主任

明治立宪，是从政府到民间都参与，各方面有很多热烈的讨论，明治政府则一步步地制定和落实相应的规划。

民国初年，民主立宪是中国政坛上的热门话题，1913年，一份叫《宪法新闻》的杂志上，一共登载了16部宪法草案，参与起草的，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政界和思想界名人。那时候，人们是可以自由发表自己对宪法的见解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变了，因为宪法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财产”，而在过去的传统王朝，只有皇帝及其统治集团才可以在小范围内讨论类似的国家大政方针。

其实，在清末搞预备立宪的时候，也出台过一些宪法草案，还规定了“九年立宪”的筹备期。为什么是九年呢？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1881年明治天皇下诏书推行立宪，准备期是1881年到1890年，刚好就是九年。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1年）的立宪过程，是从政府到民间都参与，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民间有民间的想法。在此之前，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各方面有很多热烈的讨论，明治政府则一步步地制定和落实相应的规划。

梁启超曾写过《立宪法义》，那里面有具体筹划，怎么样一步步走，说明立宪的过程不是突发奇想，必须有步骤。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日本住了很长时间，众所周知，他的许多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

我们仔细看清末九年立宪章程，还是很有意思的，每一年具体做什么，都会落实到人，谁来负责，这才有真正推行立宪的意思，不是说光做做宣传就得了。后来孙中山提出中国实现宪政分三步走，即“军政—训政—宪政”，他做的规划比起清末立宪的九年规划来，就显得有点太笼统了。

因此，对于明治初期日本朝野对宪法的认识是怎样的，那时候他们期望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大家可能会很感兴趣。我想告诉大家，最终正式出台的“明治宪法”，只是当时公开讨论的诸多宪法草案文本中的一个，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也许会有别的宪法文本，或者更保守、或者更激进，而不是我们后来所见到的“明治宪法”。

日本的明治立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对同一个宪法文本，会有不同的具体解释，以至于后来出现所谓“大臣政治”“内阁政治”，还有以天皇为中心的解释，一部宪法有不同的解释，很容易发生摩擦和冲突。有人用佛教术语打比方，总结日本明治宪法有“密教”和“显教”两说：所谓“密教”，是指忠实地体现了立宪的精神，推行内阁制度，强调不同权力的分立；所谓“显教”，就是声称天皇是神，不是人。

这样一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二战后期日本会有“一亿玉碎”（一亿日本国民全部为天皇战死，誓不投降）的狂热宣传，那个时候对日本民众来说，天皇真的是神，明治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过去日本社会有些今天看起来很滑稽的场景，比如1923年神户大地震的时候，大量房子起火了，但屋里供着天皇的照片，很多民众就冲到火海里想把“玉照”抢救出来，结果人都烧死在里面了。这完全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崇拜。

这种对同一部宪法文本有不同解释的问题，有时会引发很敏感的争议。比如二战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主持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中，有关“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的解释，就众说纷纭，以至于不久前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正式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大修改，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毕竞悦

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员

中国传统王朝既然不存在“官绅一体纳税”的义务，同时也失去了对皇帝财政权力的制约，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一百多年前，我们受日本明治维新社会转型的冲击和影响比较大，其实英国在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发展得更早，它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一度称霸世界，其经济制度因素在社会和政治转型当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所以，我特别关注经济制度在现代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是税收与宪政的问题。去年是纪念英国《大宪章》颁布800周年，为什么1215年英王约翰要与贵族之间订立《大宪章》？就因为国王需要花钱，花钱必须得到贵族的同意，所以当时爆发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制定了《大宪章》，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这份宪法性文件，明确了国王征税的权力要得到议会的许可。因此，英国是世界上议会政治的发源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光荣革命”（1688~1689年）时期，真正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在传统王朝时代，拥有功名和公职的官绅阶层，是享有免除赋税特权的，这种特权需要辩证地看待，也就是说，既然不存在“官绅一体纳税”的义务，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对皇帝财政权力的制约，皇家和朝廷怎么花钱，他们都管不了。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所以才出现了“无代表不纳税”的悠久传统，这是英国现代政治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对征税财政的约束，衍生出所谓公债制度，它也是较早在英国成功运行的一种经济制度，并同样与国王对外战争的花费有关。公债与征税的区别在于，税是定期征收、立刻要缴的，公债则用纳税人的钱去还，但可以好多年之后才还，这就既缓解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发行公债需要什么条件？需要一个有信用的政府。传统专制王朝的政府，可以随时翻脸不认账，政府不讲信用，公债制度就无法推行。比如说，清末的时候政府也发行过公债，到最后不了了之，债权人哭诉无门。而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由于议会掌握了财政权力，公众对政府有更多的信赖感，愿意购买公债，借钱给政府，公债制度才得以建立，这也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第三，就是城市化问题。英国城市化的进程从16世纪就开始了，城市化率一直在逐渐增长，到1800年左右，英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27.5%，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城市人口比例才是20%多一点。那么不断累积的城市化过程对英国的现代政治转型，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首先就是产生了市民社会，促进了商业规则的完善及商业的快速发展，还有就是为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成长准备了条件，这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治制度的转型变化。反观中国历史，根据一些统计和推算，有的朝代城市化率出现退步的现象，甚至退到只有9%或8%。为什么英国的城市化能持续推进，而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总是留在农村？这也有制度上的因素。

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特别是在贵族阶层，较年幼的孩子不能继承土地，得另谋职业，到城市里去，从事手工业和工业的生产经营等等，英国还实行自由民制度，特别鼓励商业发展。而中国人安土重迁，重视家族聚居，虽然也有社会底层人士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当官的社会流动制度，但他只是一个人去城里当官，退休后还讲究归隐林园，并没有带动家乡族人由农业劳动转移到城市劳动的冲动和习惯。更何况，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样抑制了城市化的冲动，导致现代社会转型中很重要的经济民主的因素，无从充分发育。

本文由本报助理编辑朱会珊根据日前在北京彼岸书店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上的发言记录整理。感谢东方历史评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