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原标题：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扩大出口与扩大内需本质上并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中国的实践就是典型范例。当下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商品国内消费规模高居世界第一。中国外贸发展已经可以步入全面实施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策略的阶段。这一策略将对我国产业增强竞争力、从贸易大国提升为贸易强国产生重大作用。

■在外部市场上，同样是由于中国市场规模所赋予的潜在力量、对外投资能力所代表的机会，使得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推动贸易伙伴减少、消除对中国商品、资本和国民的不公正待遇，为中国外贸创造更合理、更公正的环境。

扩大内需与扩大出口相互冲突吗

最迟从本世纪初以来，外贸和净出口占GDP比重较高就在国际舆论界乃至许多经济界人士中被指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弱点。不仅美欧日因其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而被列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楷模，就连印度也因具有同一特点而被国内外不少人士当作榜样向中国推销，以至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6年12月15日借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不忘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这其中还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即2005年，编者注）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据最新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中国的消费占GDP的低比例对应于高比例的国民储蓄率。”相应的，近10余年来中国经济工作一直强调扩大内需。次贷危机后外贸增速下滑，对扩大内需的强调更是有增无减。

然而，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许多人所称道的内需主导、高消费率、低投资率的模式恰恰是导致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差的根源。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持续的货物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本身就潜藏着经济与货币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而国民储蓄和投资永远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推崇美欧日乃至印度经济模式的内需主导等特征、过度抨击中国贸易顺差负面作用，不过是陷入了国际清偿能力高增长时期流行的片面认识误区。对此，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不仅如此，扩大出口与扩大内需本质上并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中国的实践就是典型范例。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消费市场与出口增速变动关系可以看到，在1972年之前中国出口增速较低时期，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增速也较低；1972年之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膨胀也相应提速；在入世后中国外贸超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膨胀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经济升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力求向国际分工体系格局高端攀登的后发国家，我们国内产业、国内市场与海外产业、海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相对较小，新兴制造业只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才能充分发掘产业规模效益的潜力，才能实现较快发展。而在缺乏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的条件下，为了打开海外市场，出口定价较低、用国内市场利润补助开拓海外市场便成为常见策略。及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国内市场容量大幅度扩张，这个国家需要转入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策略，从而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下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商品国内消费规模高居世界第一。中国外贸发展已经可以步入全面实施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策略的阶段。这一策略将对我国产业增强竞争力、从贸易大国提升为贸易强国产生重大作用。这几年我国热烈探讨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就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表现。

国内消费市场增速与出口增速

变动方向大体同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市场规模总体上不断扩大。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3年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经营对象为货物贸易可贸易品。因此，以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为研究对象，能更好地比较其与中国获取的外部市场规模的相对大小，进而探讨货物贸易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互促进关系。

我整理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中国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276.8亿元上升到1023.3亿元，扩大2.70倍，年均增长6.8%；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从211.3亿元增长至906.8亿元，增长3.29倍，年均增长7.6%。在这一时期，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但这并不表明当时国内市场规模巨大，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便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全面贸易封锁，被隔离在世界主流市场之外，出口发展不足，而国内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年均增速也低于后来的水平。

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1972年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1.74倍，次年就下降到8.46倍，到中国“入世”前夕的2001年已经下降到1.64倍。“入世”后中国出口超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随之跌破100%，2007年达到81%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绝对萎缩或增长乏力，而是增长相当强劲，只是因为出口增长更快才使得其相对于出口不断缩小。外贸出口增长与国内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此起彼落，而是增速大体同步起落，只是外贸长期充当了拉动内需增长的先锋的角色。因为外贸出口增长拉动了国内各项投入（劳动力、配套产业等）的收入增长，进而拉动了相关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口持续超高速增长，国内消费市场的膨胀也相当显著。2000年—2009年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以美元计价）增幅依次为27.8%、6.8%、22.4%、34.6%、35.4%、28.4%、27.2%、25.9%、17.3%、-16.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09年，由于次贷危机陡然升级，中国外贸出口额（以美元计价）急剧萎缩16.0%，当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也从上年的21.6%大幅度跌落至15.5%，外贸出口与国内消费增速同步起落的关系表现得相当明显。与消费一样，新世纪前10年中国投资率在原来的高水平上进一步提升，多年保持在40%以上，其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狂飙突进的外贸出口和外向部门拉动，超高投资率保证了当时的中国得以抓住全球经济、贸易快速增长和中国贸易份额急剧膨胀的机遇。

此后数年，随着中国外贸增长减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总体上也在逐步下行。2010年—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增幅依次为31.3%、20.3%、7.9%、7.8%、6.1%（以美元计价）和-1.8%（以人民币计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18.3%、17.1%、14.3%、13.1%、12.0%、10.7%。

从外贸出口拉动内需增长

转向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如果说在1972年—2007年间中国外贸出口充当了拉动内需增长先锋的角色，那么， 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益巩固，与第一大经济体差距日益缩小，随着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开始确立增幅超过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的趋势，随着中国外贸面临的转型升级任务日益凸显，中国外贸与内需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更多地转向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2008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487.7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91198.5亿元，按2008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9451元计算，折合13131.3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4306.9亿美元的91%，一般贸易出口总额6628.62亿美元的198%。

2009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也从上年的21.6%大幅度跌落至15.5%，达125343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13亿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8282元计算，折合15437.89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2017亿美元的128%，一般贸易出口总额5298亿美元的291%。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再度回升到100%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

到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4.13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万亿元，其中商品零售26.9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货物贸易出口的190%。

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机制

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生产者，巨大的国内（地区）市场都能赋予他们多方面的利益与优势。对于消费者来说，巨大的国内（地区）市场意味着更多的商品选择和更高水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国内（地区）市场越大，在该国（地区）销售的厂商越能广泛分摊各种固定成本，以及因消费者权益保护而增加的或有支出。对于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者而言，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将赋予其多方面优势。

小国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等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这样，其他条件相同，同样是高度国际化的企业，母国为大国的企业（产业）同时拥有周期不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母国为小国的企业（产业）拥有的则是周期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前者收入稳定性较高，波动性较低。这样，在外部市场遭遇危机冲击之际，巨大的国内市场将赋予中国产业及对外贸易一大优势，即出口企业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弥补出口市场损失而渡过难关，从而赢得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无论是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还是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这一点都表现得相当明显。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日益走向现实，这一优势还会日益放大。

在中国产业、外贸发展进程中，上述“大国效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之所以具备宏观经济稳定性优势、较长生命周期优势，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巨大的国家规模。因此，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其他国家即使一时具备也不能像中国这样数百上千年地保持。

我们看到，希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可谓多矣，但能够成功者微乎其微。大多数这样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迅速丧失竞争力，而此时由于发展时间太短还来不及积累起自主经济升级的实力。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广东全面走上开放经济之路时，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泰、马等东南亚国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广东则是紧密连接港澳台的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珠三角发展水平堪比中等发达国家，是海外市场上生气勃勃的新兴投资者。同是奉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实现连续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而其他绝大多数这样干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行？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广东是泱泱大国的一个省，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其他省区劳动力、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供给，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得以在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上长久保持并增强国际竞争力；最终待到全国都出现成本明显上涨而有可能危及单一的价格竞争力时，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发展时间，积累起了足够的实力而自主开展经济升级。

在企业、产业生产环节，巨大的国内市场还赋予中国产业及对外贸易一项重大优势，即摆脱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无法兼顾的困境。

当今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海外竞争者更充分领教了中国制造业由此而来的竞争力。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国内可贸易品消费热点不断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的商品转移，中国达到经济生产规模的产业相应从昔日的纺织服装、轻工日化、家电发展到电子电信、汽车等产业，越来越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原来因国内市场规模小而无法兼顾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现在因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而摆脱了这一困境，规模经济效应最突出的汽车工业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通常认为，在具备接近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装备水平的情况下，轿车厂最小有效规模为年产30万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展中国家汽车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报告，则将发展中国家汽车生产（包括生产车身件）的最小有效规模定为年产20万辆。然而，因国内市场容量和投资不足，中国汽车工业自1956年诞生后长期在最小有效规模之下运行。198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20万辆，1984年才在20万辆年产量之上站稳，并首次达到30万辆年产量。此后直至进入新世纪之前，整个中国汽车工业产量对经济生产规模（年产30万辆）的倍数也一直徘徊在1-6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汽车工业无法兼顾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为了达到经济生产规模，需要尽可能减少厂商数量；但假如厂商都必须达到最小有效规模，市场上就将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家乃至一两家厂商，缺乏竞争将使得厂商丧失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力。合资企业上海大众长期依靠引进之初在海外主流市场就不甚流行的桑塔纳车型，引进之后7年方才开始设计新款桑塔纳，11年后才开始生产新款，就表明了这一点。随着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年销量、年产量对最小有效规模的倍数相继超过10倍、30倍，无法兼顾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的窘境被彻底打破。按2009年的销量和产量，即使要求厂商全部必须达到年产30万辆的经济生产规模，中国市场也能容下超过45家生产厂，足以维持相当激烈的竞争。现在中国国内汽车市场进一步扩容，可以兼顾规模效益与竞争的优势更加稳固。

在贸易规则和谈判地位方面，今天，“大国效应”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增强谈判地位，赢得更公平合理的待遇，从而推动我国外贸产业链延伸和增加值提升，增强定价权，进而争取规则制定权。审视2014年震动国内外市场的中国反垄断风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多年来，中国许多商品产量、出口量、国内销量均居世界之冠，但品牌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不足、不公平的专利收费模式等等，这一切让中国整个产业有沦为给人家打工卖命的苦力之虞。我们早已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最大手机生产和出口基地，2013年全球手机出货18亿部，我国手机产量就达到14.5561亿部，增长23.2%，占全球出货量份额的81.1%，比2012年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出口11.8588亿部，增长16.9%，出口额951亿美元，增长17.4%。但我国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无法逃脱高通等公司巧立名目、敲骨吸髓般的专利收费模式压榨，高通卖的只是芯片，却多年坚持要按整个终端售价收取专利费，手机屏幕、手机壳、手机上镶嵌的钻石……都得为高通的芯片支付专利费，以至于中国3G手机制造商微薄的利润中的一半要用以支付高通专利费，高通则从中国收获了它49%的营业收入，利润率高达60%。更糟糕的是，高通模式还激励了其他西方巨头，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部门，就给我国手机行业制造了专利费负担可能进一步大大加重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垄断当局对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设置的不制造专利障碍的附加条件、对高通公司发起的反垄断调查，都为改善我国外向型产业的处境发挥了作用。进口能力就是权力，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今天任何跨国公司巨头都很少会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包括域外管辖权）对抗。

在外部市场上，同样是由于中国市场规模所赋予的潜在力量、对外投资能力所代表的机会，使得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推动贸易伙伴减少、消除对中国商品、资本和国民的不公正待遇，为中国外贸创造更合理、更公正的环境。习主席在谈及中国自贸区战略时明确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正是建立在“大国效应”所赋予的力量之上。

阿里巴巴这样的流通环节电子商务企业就是上述“大国效应”的成功典例。中国的人口密度、经济市场规模、国内市场统一性、基础设施决定了中国电子商务和网购市场虽然起步晚于美欧，其交易额却在较短时间里便跃居世界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优势还将不断扩大。阿里巴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方才得以创造企业成长的奇迹，在依托国内市场做大做强之后开展国际化，方才得以拥有较强的定价权，并逐步取得一定的规则制定权。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