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透过《极花》写说不出的痛

（原标题：贾平凹 透过《极花》写说不出的痛）

文坛“劳模”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几乎每年一部长篇，贾平凹自嘲：“有人跟我说，你不要再写了，人家还没看完呢，你又写完了。”《极花》表面上看是写农村拐卖妇女问题，贾平凹昨天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的状况已经消失，他这个故事既不是写农村问题，也不是写城市问题，而是对中国整体社会状况的一种思考。

关于新书

水墨画结构写成最短长篇

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厚重，关注中国社会变迁。《极花》中农村拐卖妇女的题材不新鲜，是十年前贾平凹从一位老乡那儿听来的，直到现在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故事的主人公胡蝶是一个想要从农村走向城市生活的女孩，却被拐卖到偏远地区，经历了出逃，解救，最终又回到了被拐卖的乡村。

这个故事原本要写四十五万字，贾平凹最终写了十五万字，他觉得或许是故事本身不离奇、不复杂，也或许是年纪大了，要用减法而不想用加法，“我之前的《古炉》，包括《带灯》都是线性结构的，这次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的，这样就把字数大大的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

如何去写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事件？在《极花》的编辑孔令燕看来，64岁的贾平凹还在进行创作上的新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来写小说。贾平凹在后记中，也用很长篇幅谈中国的水墨画与中国文化中“人格”的关系等话题，他说：“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小说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

乡村远去留下说不出的痛

《极花》发表后，贾平凹曾注意到一篇从法律角度来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是说故事里的人物都在犯罪。贾平凹说，他无意去讨论谁犯罪，首先想要关注的中国社会最基层人的生活状态。“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在关注胡蝶遭遇的同时，贾平凹也在尝试走进黑亮的内心，呈现这一类人群面对的困境。

贾平凹认为，从鲁迅以来的“乡土文学”大多与“批判”和“歌颂”有关，但是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变化，随着村寨的减少，他这个“农民的儿子”都不知道要去批评谁了。他说：“我去年跑了很多地方，在高速公路沿线，有一些地方村庄只在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成了一种跟别人无法说的痛，这个就是只有自己内心知道的东西。就像没有孩子，看到邻居的孩子，这个只有自己知道。”

专访

每年写一部长篇累不累？

写作已成为我的日常生活

从2013年的《带灯》，到2014年的《老生》，再到今年出版的《极花》，贾平凹给外界的感觉是每年都能写出一部长篇来。贾平凹自嘲：“有人跟我说，你不要再写了，人家还没看完呢，你又写完了。”他解释说，写一部长篇最快也得用三年，有的写完没立即给出版社。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曾形容贾平凹是“一头沙漠里的骆驼”，“30多年来，他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浆之上。他的创作反映了当代乡村的急剧变化，隐含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量。”青年作家徐则臣形容贾平凹这代作家像“在田里耕地的农民”，“写作对他们来说，就像农民定点去田里耕作，我们这代作家已很难有那样的坚持。”

贾平凹说：“写作已经成了我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像作家也没有退休这一说。如果有一天不写东西了，我会感到手足无措，要是不允许我写作了，我就会特别痛苦。”直到现在，贾平凹依旧保持着手写的习惯，他回忆，以前经历旺盛的时候用在写作上的时间有七八个小时，每天能手写八千到一万字，近几年大概每天花两个小时写作。

天天被问应该怎么读书？

读书不是被强迫而是本能

临近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贾平凹最近经常被问到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问题？这让他也很苦恼，“最近怎么老谈这个话题，读书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文学也消失不了。我们老强调读书，说读书能带给我们什么？它不是一个强迫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投机的东西，而是人生命的需要，灵魂的需要。”贾平凹说，他很少给人推荐什么书，“很多应该读的书，社会上介绍的已经很多。但是，那本书真的适合你读，只有读过了，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

他觉得，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困扰，如果能心神安宁就是幸福的，而读书应该是获得安静的一种方式。作家阎连科曾说，中国的作家，只要想参加文学活动，几乎每天都能参加。这同样也是让贾平凹烦恼的事，“一般公对公的我就推掉了，但是很多朋友邀请的，没办法推，活动和会议占据了我生活中的很大部分。”

用什么心态写社会现实？

记录生活对历史有个交代

采访时，贾平凹强调《极花》这个故事要说的既不是农村的问题，也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对中国整体社会状况的一种思考。“现在人们文化水平都提高了，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界限已经没有了，这里面呈现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

传统作家书写今天的社会现实，显得乏力吗？贾平凹说：“在80年代的时候，文学很热闹，很多人因为一个作品一夜成名。在那个时候，其实作品里有新闻元素的力量。这些年，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加快，这种力量减弱了。有些小说，大家读着可能都没有新闻报道新奇了。”他觉得，对作家来说，应该是呈现社会现实中问题和背后人性的思考，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我写下我们的生活，对历史也有个交代。”

记者手记

口音浓重闹笑话

每次去外地参加文学活动，贾平凹浓重的陕西口音都会让人印象深刻。这次来北京参加新书首发式，贾平凹还因为口音闹了个笑话。工作人员中午安排好酒店房间后，贾平凹询问这地方能不能“朝阳”，工作人员说，那赶紧去协调房间，贾平凹说，“不是，是朝阳”。旁边人提醒说，贾老师说的是“抽烟”不是“朝阳”。专访结束后，提及此事，贾平凹乐着说：“昨天老家的朋友都来问我这事，他们现在都把我当成烟鬼了。”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