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理论与数据 不匹配的方案 ——读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

（原标题：化解理论与数据 不匹配的方案 ——读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

⊙黄磊

消费行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作为一个体系出现，发端于上个世纪中叶。1949年，詹姆斯·S·杜森贝里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Income, Savings, and Consumer Behavior Theory）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该假说间接地说明了消费对于经济周期稳定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佛朗哥·莫迪格里亚尼、米尔顿·弗里德曼各自从消费者选择理性出发，分别阐发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Hypothesis）和持久收入模型（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其本质，是消费者跨期决策理论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弗里德曼和莫迪格里亚尼由此分别于1976年、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依赖高频数据和家计调查，当代经济学家进一步开展了消费理论的经验研究，更多地讨论一个人在其一生的各个特殊时期的消费及其约束条件。出生在英国、现任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对消费和收入研究，对现代经济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在1980年就与同事米尔鲍尔研究出一套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那是第一套用以精确计算现实世界的需求系统，能连贯而可信地预测单个家庭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是用来学习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的标准工具。35年之后，这一系统在世界范围内仍是消费预估研究的基石，也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完善修订。

1987年，迪顿对总消费领域内理论和数据的匹配性提出了挑战。消费增长率的波动会比收入增长更剧烈，前者可能是后者的两倍。但在实际情况中，消费变动要小于收入。这就引发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重要矛盾，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迪顿认为，相比总体，个体收入会更不一致，在收入突然增长之后，更可能的情况是收入回归常态。然而，当个体数据被加总时，不同个体收入的变化就不甚明显，也就无法体现在总体收入数据中。所以，应采用现实中个体的收入数据，以及像借贷约束等限制性因素来预测个体消费。然后，再加总去找到总体消费数据。迪顿的方法表明，理论和数据之间看上去的不匹配是能被解决的。现在，这门学科不仅仅是研究总体变量的特征，也研究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总平衡分布。时至今日，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方法，已成了标准的学术与实际政策评估工具。而迪顿在诺贝尔奖的“名利场”陪跑多年之后，也终于在去年因“消费、贫困与福利领域进行分析所作出的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解消费》是安格斯·迪顿在国际上赢得广泛好评的消费理论专著。迪顿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有效地将理论与数据结合起来，度量消费的易变性，由此开启了消费实证分析。《理解消费》重申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跨期选择模型和生命周期消费形式，深入研究微观与宏观之间、截面材料与面板数据之间，以及它们与总量时间系列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结合美国、意大利、日本、挪威等国的数据，对储蓄、利息、收入等变量如何影响消费做出了分析。根据迪顿的研究，只要给出一定的假设条件，就可以完整勾勒出个体在一篮子需求面前，随着价格、收入等的波动而导致的不同的消费行为。据此，不仅可以精确地度量消费品选择的变化以及收入增加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而且衡量单个家庭消费水平的方法，可用于揭示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从而体现出与传统方法不一样的价值。迪顿对家庭消费数据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以往依赖于整体数据的发展经济学，从理论领域向依赖于个体数据的实用领域转变。

迪顿构建的消费形式，明显受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罗伯特·霍尔随机游走模型（Random Walking Hypothesis）的影响，摆脱了以往较为笼统的论述，侧重于消费行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强调预期和不确定性，重视消费和滞后消费、消费反映收入波动的敏感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特定时期而非整个生命周期等的约束条件的探讨。

作为曾于1969年至1976年在剑桥大学潜心研究的学者，安格斯·迪顿深受剑桥关注“发展与贫困”命题的琼·罗宾森、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米德，以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等人的影响。在《理解消费》前言中，迪顿毫不讳言“在消费理论的论战中，我不是中立的参与者……我的立场，也不利于我写一本超越学派、权衡适中的概览。”事实也确实如此，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理论贡献的意义在于，通过个人消费选择的分析，从而为设计一个促进福利、减少贫苦的经济政策提供坚实的事实依据。例如，消费者如何将支出分配到不同的物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对解释与预测实际消费模式是必要的，而且对评估政策效用，诸如提高消费税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福利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相对贫困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理解消费》表明，政府制定扶贫政策前提，必须关注家庭消费选择这一关键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开启的远离不平等和增进社会福利的道路，才更为扎实有效。迪顿的另一本著作——《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对上述主题，有更为鲜明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