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从多元视角解剖转型背景下的民间金融

（原标题：从多元视角解剖转型背景下的民间金融）

若将非法集资在我国引发民间金融乱象置于“社会环境剧变”、“经济结构转型”、“金融深化不断加强”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或许能更接近于民间信用风潮“何以产生”的真相，进而做出“如何治理”的长远思考。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曾说：“泡沫事件的不定期出现似乎成为金融体系下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泡沫事件不仅在股市，也出现在民间信用市场。时至今日，民间金融乱象在我国仍然层出不穷，而且花样翻新，涉案金额屡创新高。去年，除了泛亚500亿超级非法集资，又爆出e租宝、融资城、大大集团等网络非法集资案。只是，公众至今并未因屡见不鲜的民间金融乱象吸取足够教训，学界对此仍缺乏足够深刻的反思，政府在民间金融监管也鲜见有力反应。

由非法集资引发的信用风潮，并非我国特有。在17世纪报纸出现以后，关于投机泡沫的事件就司空见惯，最著名的就是1636年至1637年的“郁金香热”。从那时开始，无论投机泡沫的报道强度还是频率都在跳跃式增长，至今不绝如缕，似乎人们都患有间歇性失忆症，明知这是泡沫，总以为自己不会是最后的接棒者；明知这是“庞氏骗局”，却不由自主身陷其中。

学界关于非法集资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有分量的极少，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法学等少数领域，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对民间金融的全面认识，也影响着政府的监管态度与能力。事实上，民间金融远非一个经济或法律问题，我们眼光仅局限于此远远不够，而需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从多元视角去考察。

在我国，不少地区都有非法集资案发生，但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内蒙古鄂尔多斯与浙江温州都是非法集资多发地，但两地无论经济结构，还是社会文化环境都相去甚远，难以用同一理论解释清楚。从方式上看，浙、闽一带经常发生的各种“标会”、“排会”等非法集资案，和P2P网络非法集资也不一样。这需要用不同方法对去具体分析，以求对症下药。

非法集资在我国引发民间金融乱象，除了都具有泡沫的特征，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如果将各种民间金融乱象置于“社会环境剧变”、“经济结构转型”、“金融深化不断加强”这样几个背景下思考，或许能更接近于民间信用风潮“何以产生”的真相，进而做出“如何治理”的长远思考。

当前我国的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这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过程中，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有根本性改变。政府角色定位从原来的增长功能向服务功能也没有及时转换。原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锦标赛，看似只是一国治理的宏观机制设计，但由此造成地方政府巨大融资冲动，对民间金融有着很大推动作用。不可否认，民间融资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对中小企业有着积极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而在有些地方，民间融资本来就服务于大规模城市建设。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只要不出事，没有理由对民间金融横加干涉，有的地方政府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这就为局部地区民间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伏笔。因此，从政治学、公共管理的视角考察民间金融乱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当前我国的转型也是社会文化转型，它不仅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的变迁过程，也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并非完全通过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完成，许多仍通过人格化的关系实现。而原本只用来承担小额的、零星交易的社会关系网络，必定无法胜任巨额的、经常性的市场化交易。由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但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民间借贷关系，却没能在快速城镇化下的“陌生人社会”形成后消解。因此，从深层次原因上说，民间金融危机是人格化网络与非人格化交易矛盾的集中体现。所以，研究民间金融，更需经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理论支持。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在此过程中，虽然利率市场化、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逐渐完成，但金融结构仍存在很大缺陷。试问，明明各地经常性爆发非法集资案甚至酿成民间金融危机，为什么民众会持续不断将资金投资民间市场？问题在于，在股市低迷、楼市遭遇宏观调控、各种理财手段乏善可陈的条件下，中产阶层巨大的资金沉淀无处突围，而我国债券市场很不发达，公众通过民间借贷市场寻求高利成为不可抵挡的诱惑。民众虽然平均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相应的金融教育却远远不够，即使一些高学历的人往往也缺乏基本金融常识，掉入非法集资的陷阱比比皆是。所以，非法集资是个具体的金融问题，但同时也与教育有关。

总之，解剖民间金融风险，只要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就不应在乎这是一个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的问题。同样，只要能做出高水平研究，我们也不应在方法上局限于计量分析、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甚至田野实验这样一些方法。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