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税免征额不提高是最大的不公平

（原标题：驳上证报文章：个税“免征额”不提高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上海证券报30日发布了署名文章《过度关注起征点将误导个税改革》，该文章存在诸多不实甚至是错误之处。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免征额”。以现在个税为例，“起征点”的涵义是到了3500元开始征收，征收额是包含3500元在内的。而“免征额”的涵义是扣除掉3500元只征收超过3500元的部分。作为专门研究财税领域的学者，应该在此方面保持严肃性。

文章开头抛出抨击的对象即：“社会各界……往往陷入非理性、情绪化和非专业化境况“。但是看完全文，非理性、情绪化、非专业恰恰是本文所体现出来的。

文章立论的基础是：“现行制度框架下个税起征点不算低“。

第一个方面，作者认为“我国个税“起征点”，提高空间有限，理由是‘我国目前工资薪金标准家庭费用扣除标准既超过全国城镇标准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也超过支出最高地区的平均水平’“。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现行个税制度框架下，我国个税“起征点”不算低，提高空间有限。”但是，这一论证的数据是错误的。

“免征额”费用标准的确定，需要参考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水平以及基本生活支出情况。笔者也同样引用2014年的数据，以财政部官方公布的计算方法计算，根据统计局2015年年鉴数据按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1.9人计算（统计局未公布2013年和2014年负担人数数据，最近10年除2008年和2005年为2.0外其余均为1.9，所以采用1.9人计算），2014年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性支出为1664元，则全国城镇标准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为3161，的确是没有超过“免征额”的标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财政部计算的个税“免征额”，采用按照人均居住月支出仅百元左右的标准计算“免征额”。比如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1745.1元，折合每月145元。此前根据此数据曾计算出2010年人均居住月支出为111元，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按照此口径，每个月145元的住房支出包括：水电燃料费、住房装潢支出、维修用建筑材料支出、租赁房租、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和维修服务费等。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最关注的购建房支出以及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并未包含在内。这一数据与现实严重脱离，不知道文章作者是否故意忽视了这一条。

退一步讲，就是按照此低估数据计算，我们来看全国各地的情况。遍查各地统计局消费数据计算，2014年有7个省和直辖市的月均消费支出超过3500元的“免征额”，分别为上海市（每月4654.3元）、浙江省（每月4313.3元）、江苏省（每月4253.5元）、北京市（4186.6元）、天津市（3846元）、广东省（3738.5元）、福建省（3515.6元）。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2014年有27个超过3500元的标准。分别是东莞（2013年5264.7元）、广州（5285.96元）、深圳（4231.88元）、上海（4654.3元）、厦门（4338.7元）、北京（4186.6元）、珠海（4217.7元）、温州（4304.5元）、南京（4093.7元）、无锡（4331.7元）、苏州（2013年，3989.5元）、嘉兴（3646.7元）、杭州（5092.7元）、绍兴（2013年，3874.3元）、西安（2013年，3775.9元）、金华（4057.6元）、常州（3735.1元）、呼和浩特（3933.6元）、大连（4351.3元）、长沙（4240元）、沈阳（3835.3元）、宁波（4416.4元）、济南（3638.6元）、青岛（3802.5元）、泉州（3701.2元）、烟台（3725.4元）、威海（3570.3元）。

以上数据明明白白，有7个省和直辖市、27个城市平均消费都超过了“免征额”，何来该文所称的“也超过支出最高地区的平均水平”？为什么对这些超标数据而不见呢？文章得出的结论“在现行个税制度框架下，我国个税“起征点”不算低，提高空间有限“如何让人信服呢！？

虽然两位作者的文章存在数据错误，笔者还是抱着宽容的态度来看本段的议论出发点，即因为“免征额”和消费有一段距离，所以不低，有空间。这个逻辑也是一种不考虑纳税人负担的主管臆断。来看历史数据，“免征额”与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差距越来越缩小，由1981年的1.75倍，降低到2015年的0.16倍，显示出个人税负的加重。2015年的月均消费性支出为1783元，全国城镇标准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为3387元，这是全国的平均数据。如果仍不提“免征额”的话，明年全国平均的消费性支出会超过3500元，这难道就是作者所提倡的？真是有种不薅完最后一根羊毛誓不罢休的感觉。

第二个方面，文章称“提高个税‘起征点’，薪酬高者受益更大，有违个税初衷”，进而解释“由于个人薪酬所得税适用累进税率，提高减除费用标准，有可能降低高薪酬者的最高税率档次，从而大幅降低该类纳税人的纳税额度，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首先这里用了绝对值，而没有用百分比。我们做个简单的计算，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77560元，月平均工资为6463，在不计算五险一金的扣除额的情况下，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和月收入12000元、24000元的ABC三人来计算减税的比例。

“免征额”为3500元时，6000元月收入的A个人缴纳所得税为145元；月收入为12000元的B，个人缴纳所得税为1145元。月收入为24000元的C，个人缴纳所得税为4120元。当“免征额”提高到5000元时，A个人缴纳所得税为30元，B个人缴纳所得税为845元，C个人缴纳所得税为3745元。

对比来看，“免征额”提高后，低收入者A少交税105元，高收入者B和C少交税300和375元，符合上述言论中的“薪酬高者受益更大”。但是账目不能这样算，从缴纳比例看，低收入者在“免征额”提高后，缴纳比例为原来的20.7%，高收入者缴纳比例为原来的73.8%。90.9%，低收入者缴纳比例大大减少。个人所得税之所以有7档税率，本来的作用就是为了调整不同收入者之间的税负公平，为什么忽视减税比例，而只从额度上做文章呢？不知道作者是想不到用比例计算，还是有意为之。

其次，个税的初衷是什么？官方一再强调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立法精神是“高收入者多缴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低收入者不缴税”，并表示通过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实施税收优惠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基本上不纳税。提高“免征额”到底是违背了哪一点的初衷呢？这篇文章的另外一点蹊跷之处是，高收入者减的多，所以不能给你低收入者减负，该多收的还是得多收，此种逻辑笔者是怎么想都想不通的。

第三，所谓的“薪酬高者”是什么？2013年工资薪金所得占整体个税收入的62.7%。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工薪阶层稳定地承担着缴纳个税的“主力军”角色。个税沦为“工资税”一说也由此产生。目前个税是实实在在的工资税，所谓的“薪酬高者”完全是靠劳动收入的人。混淆概念，加重劳动者收税负担，难道就是个税的初衷吗？

第三个方面，文章提到“简单提高‘起征点’而不同时实施‘收入综合、分类扣除’的办法，对不同纳税人可能极不公平“。

文章中还提到了“明显违背了十八届五中全会……”，事实上，目前个税本身全是在违背中央决定。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从“九五”计划中，就提出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方向，但是这样一种规划，追求了二十几年仍未有结果，并且一再受阻。政府文件更是从“九五”搬至“十五”，又从“十五”搬至“十一五”，再从“十一五”搬至“十二五”，现在又出现在了“十三五”，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不能不算一个罕见的特例。

20年过去了，毫无进展，而就在这毫无进展的背景下，多数工薪层都在超标缴纳个税，在改革没有能力推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减轻可以减轻的负担，而一直画饼呢？

中国缺少问责机制，改革推进不下去，没有人负责问责，有关部门本应该就此反省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不能解决的目标，尤其是本文还引用了“而人们恰恰忘记了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便提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不是人们忘记了，是你们忘记了。这篇文章才真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个税“免征额”不提高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个税改革是和百姓最为相关的，不需要在这方面一直玩文字游戏，何况还漏洞百出，社会需要理性建设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