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病人和中国转型之痛

（原标题：女人、病人和中国转型之痛）

后现代观史

文 / 杨念群 

在“后现代”思潮里，性别研究是最有影响力的方法之一，它处理的话题集中在“女性解放”上。

什么叫“女性解放”？“后现代”的观点认为，女人是由历史和社会共同塑造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男女之间的差异。男女分工是由社会构建起来的，两者的差别不是sex（生理性别），而是gender（社会性别），社会使男女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各司其职，各守其位。这就是性别研究的基本谱系。

“后现代”的性别研究强调，性别是一种制度，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性别是一种分层体制。简而言之，性别其实就是权力关系运作下的一种现存机制。

1974年“文革”后期发行的一组“赤脚医生”邮票，无意中隐喻了“新时代女性解放”与“医疗也是政治”这样的“现代与后现代”混合主题。

女性需要“解放”吗？

近现代以来， “女性解放”一直与中国革命的任务紧密相联，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工具。

“身体”背后 权力隐现

下面，我先简单谈谈“女性研究”与中国革命史研究模式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 “女性解放”一直与中国革命的任务紧密相联，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工具。至于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女性解放”，后现代学者对此深表怀疑。在他们看来，尽管女权主义表面上使妇女得到了解放，实际上却是让妇女服从于某个特定政治目标的安排。

在某一阶段的典型女性形象包括：飞行员，跟男人叫板，男的能飞女的也能飞；女社员或女赤脚医生，身体上担负着与男性社员一样的强负荷劳动。我小时候看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幅画是，风雨交加之夜，有个女话务员挂在电线杆上修理电话，身姿跟男人一样，还面带微笑。由于穿得很单薄，我估计她回去就得冻病。这些革命女性的形象，强调的是与男性职责的统一，而非差异。

如果把女权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号召过程放在一起，其“女性解放”的角色特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从“后现代”角度来说，这个趋于中性化的女性角色，不如说是被规定的，它被某种政治目标和政治权力关系规定好了。当然，如果真的是出于个人的选择，为了特定政治目标付出身心也没什么不好，这里面的是非，我不好妄加评价。

你们可能都知道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男主角，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他的行为，认为人一辈子追求一个虚幻的目标，值吗？但是只要他自己觉得值，那就算值吧。从“后现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我们要从中看透，这背后蕴藏着的权力运作的复杂方式和作用。

其次，我想谈谈“女性研究”与中国现代化解释模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始终密切相关，也与着力塑造“国民意识”的觉醒，有不可忽视的联系。比如说“反缠足”运动，研究相关历史的人都知道，最初反缠足协会的发起人都是男性，但历史上提倡缠足的也是男性，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反缠足”是一种妇女自己选择的解放运动吗？就如“缠足”也未必是女性的自我选择行为，因此，在“后现代”视野里，“反缠足运动”是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事件。

我的观点是，审美行为是由男女共同创造的，缠足在古代有审美的功能，到了现代，这种功能被科学规则所打破，X光一照，人的骨头都变形了，多难看！但古代人心目中并没有“缠足”是一种“畸形”变态的身体表现这种观念。

女性职业化、女性的政治参与度等，都是性别研究的主题。当然，这些主题在国家制度安排的层面上，又是另一番风景。现在10个领导里往往得有一个女同志参与其中，好像这样的安排就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但说白了女领导常常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

从“后现代”的性别研究，再延伸一下，就触及“身体”的话题，这主要是医疗史所处理的对象。

一般来说，医疗史研究在历史学里面是很偏远、比较边缘化的专门学科，但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医疗史却越来越走向核心的地位。

中国古代没有外科，只有中医，中医是不做外科手术的。近代以来，很多来华洋人特别是传教士，除传教外兼通西医，他们做的外科手术在中国人眼里就像古代的“采生折割”。所谓“采生折割”，是宋代常有的犯罪现象，指直接采集活人的器官做药（往往因此致人死命），据说有吃哪儿补哪儿之奇效。这本来是一种残忍的巫术行为，有点像现在流行的“拍花子”。在大清律例中，犯了“采生折割”之罪，是要被凌迟处死的。

既然洋人的外科手术，几乎与“采生折割”等同，很多中国人自然对此心生恐惧，根本无法接受治疗。在这种特定语境下，医疗行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医术问题，它涉及中西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涉及中西方人民对时间、空间乃至对身体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曾写过一本书叫《再造“病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医疗史的。那是一本看起来很好玩的书，是用近似小说的手法写成的。在书中的开头，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手术刀切开中国人的身体的一霎那，“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发生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身体”是政治的一种表达，医疗行为也就是政治控制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人的身体，就能使其服从某种政治需要，这样医疗行为就上升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了。

在民国早期，北京市的社会管理部门曾要求，女人生孩子必须去医院。可老百姓很排斥这样的强迫行为，更乐意自己找产婆。尽管民间产婆接生的死亡率很高，但老百姓还是觉得，产婆很亲切，她会在产妇家中举行各种仪式，祝愿新生儿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表面上看，这都是封建迷信行为，不过她也是老百姓在特定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位“心理医生”。

相比之下，新式医院里的助产师，态度就显得冷冰冰了，很少对产妇及家属进行心灵上的安抚。而且医院里规定，医生、护士都必须穿着白大褂，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白色衣服只有在葬礼上才穿，是非常不吉利的颜色。你想想，在中国老式家庭长大的产妇，精神和身体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还被一群身穿白衣的陌生人团团包围，会有怎么样一种恐惧和不安呢？

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北京的老百姓不愿意去医院生孩子，从而给一心推行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政府带来管治难题。这些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都是现代化过程带来的冲击，也是“后现代”思潮提醒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稿由冯伊帆等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

当手术刀切开中国人的身体的一霎那，“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发生了”。

祥林嫂与江南才女

区区几个江南才女的悠闲自由的写意图景，无法完整展示也无法代表古代女性整体的命运。

总而言之，现代女性身份是一种多元权力塑造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自我解放”意识和行为的表达。这是“后现代”性别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由此一来，“后现代”思潮始终面临重建“女性主体”的困惑。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重建男性主体？是不是所谓“女性解放”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堕入了男性的霸权控制范围里？导致很多的女性研究自设陷阱，反而成了一柄双刃剑。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下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学者高彦颐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这本书描绘出如下一幅图景：明末清初的一些江南女子有很多爱好，她们可以参加宴会、读书、结诗社，可以跟男人们对话，讨论人生话题。作者由此认为，女性的个人主体意识自古就有，不是完全受“三纲五常”儒教规范的制约和压迫。这也是“后现代”女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那就是极力揭示古代女性优雅生活的一面。这类研究不是没有意义，但我以为也不能过度夸大。

大家都知道，在鲁迅的小说《祝福》里，祥林嫂命运很悲惨，集种种不幸于一身，到最后没法活了。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塑造的一个典型女性形象，隐含着必须实现“女性解放”的命题。当然它可能带有文学夸张的成分。而如上面提及的一些性别研究学者，则试图举出许多反例，努力证明早在17世纪，已经有很多女性跟她们的丈夫一起出去游玩，不光划船、游宴，还可以自由地写诗、做文章，还能出版个人诗文集。

不过，这种“后现代”的想象如果走过头了，甚至想把“五四”的“女性解放”命题完全消解掉，其说服力还是很有限的。无数的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女性在古代受的压迫，非常沉重，很多女性被禁锢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得相当不幸。区区几个江南才女的悠闲自由的写意图景，无法完整展示也无法代表古代女性整体的命运。

因此，我认为“后现代”思潮固然有视野宽广、观点敏锐的长处，可一旦事事推向极端，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