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们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

（原标题：赫德们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

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帝国晚期特征之一在于腐败成风，大清帝国更是如此。类似情况从赋税、关税到漕运都是如此，一位外国人如此描述往往由满人担任的粤海关监督职务的三年任期如何度过：“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一个重大变化是条约的出现，今天回顾，条约如何改变中国？西方的历史学家看法提供一种新思维。借助条约，外国不仅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土地等实物，也带来汽船、电报等新技术，更谋求在权利方面的保护，比如税收、产权等治外法权的保护。这也导致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结果，“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促进者’的”。赫德是那段时间中国一个象征，既代表了移植制度的成功，也表明在本质上清朝无法彻底拥抱现代社会——海关这一现代机构的存在，就在于其独立于清朝体制之外。

语言总是容易变形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有不同解读，晚清的“自强”也像今天的“改革”一样，被使用者操纵滥用甚至扭曲，就像深谙语言与政治关系的预言者奥威尔所言，“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

“自强”逐渐也变为一种新的话语，其内涵也开始变味，“自强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

我们常常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逼迫满清签订不少丧权辱国的协议，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协议中也带来另一面，那就是让晚清被迫接触全球化规则。晚清的货币改革兴起，源于改革也成为对外谈判的一个筹码，也成为国内改革派借助国际条约破除助力的途径之一，正如《马凯条约》参与者张之洞所谓，“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反观清廷，由“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到晚期持续“变法”上谕连连与此不关系。

名词的流行度往往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风潮，国外的研究者敏锐注意到，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晚清奏折、谕旨和士大夫出现频率加大，“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

在自强的提议之中，历史学家认为除了开明的满汉政治家，也少不了洋人的推动。其中，不得不谈的是赫德，比如他曾参与著名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研究，也供各省官员讨论，“不仅涉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的问题”。

不过赫德为人所记住，离不开他对于海关的整治，海关收入是大清财政的主要来源，“从1865年的八百三十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这位28岁就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执掌海关45年，影响也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值得一提，有效的海关不仅带来关税的增加，对于通商口岸以及中国商业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在贪腐横行的晚清，赫德治下的海关却以清廉著称，成绩斐然。28岁上任海关的赫德几年就赢得了恭亲王在奏折中的肯定：“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堪称一个管理的奇迹，赫德后还被清政府赏加太子太保的殊荣。这事实也是新制度对于旧土壤改造的案例，从海关到币制再到国家，逻辑并无二处，这些历史细节往往被淹没在国人的批判性历史课本之中。反观日本，美国人佩里在1853年以四艘军舰迫使日本门户，却始终被日本人纪念，以为其对日本近代化有功，对比赫德在中国教科书中的遮蔽，倒是可以一窥东亚文化的异同。

海关的效率如何呢？根据马士记录，1901年所有通商口岸15英里以内的关卡都交给“海关”管辖之后，税收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每年平均不到3,000,000两，“税收数就从第一年——1902年的2,206,469两增加到四年后——1906年的3,699,024两。”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赫德期待看到中国的强盛起来，他甚至期待“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但公允地说，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自强政策影响也有限。无论现代化的造币厂还是全国性的邮政局，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赫德在晚清币制改革中有其分量，他的货币提议也没有引起更多讨论，正如他的军事提议被搁置一样，其中原因也在于他的国外身份，“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很显然，把估算和上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注：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金融专著《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