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原标题：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我这辈子经历很复杂，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怪人”。

日本侵略时期，我当过亡国奴；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那时候，我看到英美的战舰停靠在上海滩，美国大兵在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路）荷枪实弹巡逻，头盔和臂章上写着MP（military police，宪兵）。我年纪还小，就想：我们国家不是胜利了吗？为什么美国大兵要在大马路上来管我们的治安！？外国人不应该到我们家里来啊！

我也亲身经历过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那天我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各个学校的同学，通宵没睡，从学校一直走路到天安门。下午3点钟，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权啦！

今天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在倚老卖老，但这些重要的历史画面，我确实都亲眼看见过。

“一扭、再扭、三扭”

回想那个年代，我很年轻，很喜欢文化和文艺。一开始，英美文化对我影响是很大的，1946到1949年之间，我们都在唱西方的爱情歌曲。到了1949年革命胜利，我们又唱起“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从上海到北京报读燕京大学外语系，是学英文的。可组织上突然找我说，你英文不错，决定分配你去学俄文，我就从燕大外语系转到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的学习课程，也从西方文化和文学，一下子转到了苏联文学。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发生了很大转变，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了。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思想也只有“一扭、再扭、三扭”。

你们设身处地替那时候的我想想：一个中国人既带着从小受熏陶的东方文化传统，又受过英美系统的西方教育，然后接受了苏联的马列主义的再教育，是不是有点像思想观念上的“混血人”？总之，那会儿脑子里是一片混乱的。这为我后来有机会在欧洲长期生活时，总是带着一种多元化的眼光看世界，观察对比中西方文化，思考世界为什么会变化成这个样子，有意无意地埋下了伏笔。

后来很多人会问我：像你这么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还是跑到西方去了呢？他们确实都不太理解。

我先说说，那时候我爱国爱到什么程度？毫不夸张地讲，如果地上有一颗定时炸弹，我会为了保护祖国和人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宁愿牺牲自己！

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鼓励群众向组织提意见。我那会儿年轻，才20多岁，单纯可爱，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和困惑：比如为什么“三反”“五反”把工商企业资本家都打倒了？为什么搞“肃反”让老干部及他们的家庭遭殃？好家伙出问题了，“反右运动”一来，我就打成了极右分子。

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早就对我有成见。那时候我负责陪同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边上，如今的国家博物馆对面的一栋小楼办公，天天跟部长们一起打交道，大概也自以为了不起吧。我的领导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革命干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大学生。

我当然不服气，是领导主动让我提意见的，而且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我是名副其实的“红五类”（通常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编注）家庭的子女，怎么可能反对党反对革命？我父亲那时候在上海，后来当过副部级干部（关锡斌，又名管易文，1954年起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编注），一听到消息很吃惊，赶紧打电话到北京问：我儿子啥时候变成极右分子了？最终我的“罪名”有所减轻，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还是要发配到青海去劳动改造。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跌入低谷。

北京—开罗—汉堡

我在青海下放四年，当过牧民又当过农民，还差点饿死。到了青海后，我确实感觉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太浓厚了，很自觉地跟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但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转机。有一天接到通知，国务院外事办要调我回北京，我摇身一变，从最最基层的小人物，成了很受重用的人。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主席接见苏联外宾时，我曾给他们当翻译，因此毛主席我一共见过三次。跟周总理关系就更接近，他叫我“小关”，他和我父亲是一起留法的，邓颖超对我也很好。可这样一来，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又不满意了，人的嫉妒心理就是这样，总看不得别人好。

1966年5月“文革”发动，派别斗争很厉害。一开始时，我就暗地里告诫自己，关愚谦你是犯过错误的人，说话一定要小心。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50万红卫兵，即有名的“八一八”。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最高层上，陪同常住北京的外国友人，包括路易·艾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等。周总理看到了就招呼我，我问总理：您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他回答说：哎呀，我一夜没睡。原来，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求红卫兵三个小时内通过天安门城楼，他夜里亲自监督让全体预演了一遍。周总理做事一向细致周到，到今天为止我都是很佩服他的。

那天周总理还问我：造反了没？我回答“没有”。他就讲了一句：毛主席现在说造反有理啊。那是个很特殊的年代，总理这么说，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可是我听到心里踏实了，回去就贴大字报，揭发我所在单位——当时叫“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之一——都有些什么什么问题，结果我又出名了，卷入了派别斗争，到1968年初，我也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我想这可怎么办？我一个那么爱国的人，为什么如此倒霉？我最害怕的是，再把我弄到青海那样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把心一横，干脆找个刀片割脉自杀算了，这种事“文革”中很常见。命运真有巧合，我打开抽屉找刀片，一看，里面居然有一本在华日本友人西园寺一晃（时为北大毕业生，其父西园寺公一1958年举家来华居住，曾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编注）的护照，还办有到埃及和法国的签证。我转念一想，事到如今，不如冒险拿着这本护照离开中国吧！我熟悉外事规矩和各种渠道，历经惊险周折，居然真的跑出去了。我写的回忆作品《浪》（德文版名《生活在两个天空下》）里，对这件事的经过有详细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我一下飞到了埃及首都开罗。“文革”期间国家干部私自外逃，可是件天大的事情啊。到了开罗机场，海关认出我拿的护照并非本人，把我监禁起来，我在埃及监狱里呆了一年半。狱友中有不少穆斯林兄弟会的人，他们大都会说英文，我从他们那学了些阿拉伯文，还会唱几首阿拉伯歌曲。

然后，再经辗转，我抵达欧洲，最终到了德国。那时候我不得不改名换姓，但发现自己虽然在国内有过那么不愉快的经历，却还是特别爱国。很多人来问我，要不要做“反共斗士”？可以到英国、法国甚至苏联去，我一概都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我不能干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过了一段时间，汉堡大学方面知道了我的事，找到我，可我能干什么呢？连护照都没有！校方通融，同意我以同等学力进入汉堡大学读书，但要求必须有两位知名教授推荐。我初来乍到，哪里认识人呢？

幸好，我初到德国时写过一本《中国十八年变迁》，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情况，他们就让我去见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刘茂才教授。刘教授来自中国东北，人特别可爱，对我非常友好，见了面马上开证明，我就上学读书了。三个月后，他的儿子到处找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文系刚好需要一个中文讲师，想聘请你当临时讲师，我一听当时激动得都要晕倒了！给我的薪水是400马克一个月，对德国人来说少得不得了，但已经足够我日常生活开销了！

就这样，我这个非常时期的“叛国者”，经历人生的第二次低谷后，在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落下脚来，努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本专题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讲座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