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使法谢罪录（二）

（原标题：崇厚使法谢罪录（二））

津门官场地震

一波三折

文 / 王学斌

1871年6月初，巴黎公社已遭镇压，因避战火滞留波尔多的清廷钦差大臣崇厚返回巴黎，与法国政府继续办理交涉事宜。然而法国总统梯也尔以内乱未靖为由，迟迟不出面接见，只委派大臣热福理负责谈判。经过数次协商，热福理坚持天津教案尚未办完，如果中方不给出妥善解决之法，崇厚所携清廷国书不能递交。

崇厚私下揣摩，法方仍对教案处理结果“不甚惬怀，而又无可执定要挟之处，始则貌若    谦，而意存延宕；继因面未诘询，而故作刁难”。人在海外，无能为力，崇厚深感进退两难，只得拍电报回总理衙门如实汇报。

自离开京师始，到最终递交国书，本来水到渠成之事竟因各种阴差阳错、无理阻挠而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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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们，左三为恭亲王奕    。这是刊载于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上的一张铜版画，题为“北京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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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法唇舌之争由巴黎移至北京。恭亲王奕    一面命令崇厚“镇静以待，勿为所摇”，一面约驻华公使罗淑亚的翻译官李梅到总理衙门晤谈。对于李梅的答复，奕    “当即峻词以拒，并诘其不收国书之故”。面对质询，李梅开始打太极，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声称崇厚未曾提及此事，一会儿又说“热福理以国书可收，但要求先议别事”。所谓“别事”，无非欲图再加条款，从中要挟。

洞悉法方之诡计，奕    亦亮出底牌，正告李梅“出使一事，早经彼此商定，乃法国竟未接收国书，岂两国和好之道？”况且中国这次派使节赴法，“重在交递国书，不在见与不见”，如果坚持不收，“惟有令崇厚照会法国执政，索一不收国书照复，回京复命”。这不啻将了李梅一军，后者理屈词穷，只得将奕    的意思转告罗淑亚。

与此同时，崇厚又汇报法国兵船正在港口集结，大有东来之势，李鸿章等“亦言法国虽经大挫，而前在中国兵船，从未撤回。且因美国与朝鲜接仗，有另派兵船前来相助之事”。先是拒收国书，又有动武迹象，棘手之事纷至沓来，恭王心若炭烤，焦躁不已。

远在大洋彼岸的崇厚同样焦躁。虽总理衙门一再催促，法方仍未予回应。无止境的等待无异于示弱，身为太子少保、头品顶戴钦差大臣，崇厚又何曾受过这等冷遇？前思后想，他认为“若不刚柔相济，亦恐难以维持”，干脆任性一把，1871年8月21日，决意带领下属离开法国，前往英、美游历。

崇氏看似破罐破摔的决定居然收到奇效。本想坐等崇厚服软的法方，眼看中国使团远赴新大陆，不禁大呼失策。毕竟怠慢他国使团，一旦公布于世，很是有损法国的国际形象。崇厚使团刚抵达美国，“法国柏公使来拜，再三强请星使（崇厚）仍回巴里（巴黎）”。眼见目的达到，崇氏见好就收，掉头返法。两个月后，他所携国书顺利递交法方。

自离开京师始，到最终递交国书，本来水到渠成之事竟因各种阴差阳错、无理阻挠而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一个月。由此可知，那时候中国在世界列强心目中，到底分量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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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曹营”

崇厚使团一行人所考虑的，是如何拒斥西方，坚守“华夷之别”的高墙。

综观整部晚清史，一大重要命题便是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怎样让世界接纳中国。作为清廷首位出使国外的一品大员，崇厚在海外游历一年有余，这本是他了解西方并深思融入世界之道的良机。然而崇厚使团一行人所考虑的，却是如何拒斥西方，坚守“华夷之别”的高墙。

不妨以使团随员张德彝为例。张德彝此前三度赴法，并曾出使英、比、俄、美等十国，对欧美文化颇为了解。然而他并未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所折服，仍执着于儒学。当时日本已频频派人赴欧美学习先进技艺与制度，张氏日记里也时常提到日本人与其同船，“游历泰西，携带大木箱十余只，长皆八九尺，内盛各种机器、火轮”。不过面对蒸蒸日上的东邻，张德彝非但没有担忧，反而处处取笑对方，甚至强词夺理、逞口舌之快。

比如，有一天傍晚，张德彝与同船几位日本人挑灯夜话，日人更多关心中国军事状况，询问中国军舰数量，张告以“东南海面，炮船无算”。当论及中日所奉宗教时，张曰：“儒教如日月经天，万古不磨；间有奉他教者，不过亿万中之一二而已。”日本人则说：“我国有国教，而以儒教为翼。昔日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废之”，其教旨贵在“忠于君，孝于亲，自是天下之公法”。其教义之渊源乃“皇祖皇孙，授受心传，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张认为，日人所谓国教不过因袭中国儒教，于是语带讥讽地说：“夫既知忠于君，孝于亲，即系儒教。贵国由君至民所读者，我国之四书五经也。公言国民皆知，理或然矣。不知贵国先王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其书若何，可与庶民读否？”此言一出，日本人无心争辩，起身告退。

还有一回，一位英国人在张氏面前夸赞日本，“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矣”。张德彝自然嘴上不能服输，争辩道：“即以鞋底观人，其真假虚实，亦可略见一斑。贵国鞋底，必先薄而后厚，虽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终如一，不致易辙改弦也。”

洋人指出清朝官员所穿厚底靴子，不如西式皮鞋轻便，不无道理，恐怕不是有意挑刺。况且他此话当有深意，暗示中国应当像日本一样，改弦易张，全面师法西方。而张却硬要在鞋底厚薄问题上与洋人较真，完全未领会对方借喻内涵，实在是鸡同鸭讲，再次落得个不欢而散。

因祸得福

从处置津门教案不当之罪人，到成为不辱使命的功臣，崇厚之境遇堪称创造了晚清官场奇迹。

1872年1月26日，崇厚使团一行乘船返抵上海，迎接他们的，依旧是无比风光的巨大排场，“有洋枪队百名跪接，整齐威武，与京中神机营略同……曹营列洋枪队百名，放三连环，起止甚齐。复行七八里至湾头地方，右列王营洋枪队一千，枪声整齐，衣冠一律，旗动角鸣，齐行跪送。”

崇厚到北京后，更因“成功”出使，博得两宫厚爱，谕令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由此跻身权要部门。从处置津门教案不当之罪人，到成为不辱使命的功臣，崇厚之境遇堪称创造了晚清官场奇迹。

殊不知，他无非给清廷编织了一幅和睦幻象而已。若不积极筹划应对西人之策，待法国从巴黎公社“内乱”中恢复元气，等待清朝的，将是更大的一场噩梦。这恰恰应了知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一句话：“世界既走向中国，中国势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十分崎岖和艰难。”

这时候的崇厚，果真是官阶甚“崇”，靠山愈“厚”。不过借此津门大案，坐收渔翁之利的非仅崇氏一人。就在其赴法之际，一名淮军将领跻身直隶总督高位，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开启。他就是李鸿章！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