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局限与印钞者的宿命

（原标题：马可波罗的局限与印钞者的宿命）

自由谈

纸币最大问题在于信用维持，而印钞最大受益者显然是君主，君主事实也是过去最大的印钞者，传奇的马可波罗曾经如此礼赞元朝印钞为君主带来的“奇迹”：“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给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大汗获有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之方法，业已备述于前。君等闻之，必解其理。兹请言此城执行大权之诸大官吏。”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眼中的元代纸币繁荣背后，其实并非没有漏洞，而元代纸币，也不可例外地成为货币的遗迹。历史的恶性循环始终在继续。经济繁荣，发行纸币，经济继续繁荣，滥发纸币，纸币开始贬值，继续泛滥纸币，经济没落，王朝灭亡，纸币退出。这几乎是货币发行的中国式循环。马可波罗笔下的繁华景象也不可避免成为明日黄花，元朝最终好景不长。随着元代中后期时局混乱，钞票也未能避免滥发局面，出现“交钞十锭，不能换斗米”的局面。

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誉为寻租理论创始人，他同时也为中国货币所着迷，曾经做过研究。他连篇累牍引述马可波罗对元代纸币的叙述之余，同时也遗憾地指出马可波罗的局限，就是他认定印钞是政府一种有效获得收入的方式，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不断增发货币带来的后果，比如贬值。 

值得一提的是，钞票的混乱局面不仅使得人们每每回归实物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对于白银等金属货币的信念。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中统钞”“至大钞”等钞票，元代从忽必烈大汗时期就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铜钱。这样的做法也曾被后代模仿，却也注定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市场的交易规则会胜出皇帝的意志——元朝政府最终在十四世纪宣布，停止发行“至大钞”和铜钱，并且取消了对于黄金白银的禁令。 

“交子”以及其后继者的兴起与没落，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东西方对于货币理论的分歧。从古希腊开始，内在价值就是西方货币的一个充分条件，法律并不足以赋予货币（更不要说纸币）价值，也就是“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甚至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付出铸币税，人人都可以去铸币厂以金银换成货币。 

与之对应，东方在历史上就主张货币为政治服务。无论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政策都强调统治者对货币的创造作用，也就是“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货币政策施政重点往往在于如何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或统治者服务，经济考虑往往不是首要因素，政治因素成为第一关键。统治者好像对于自身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学者如是评价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货币的理念，“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物品供给充足。” 

从中国纸币的历史来看，可谓一部抖小聪明的错乱史，历史学家钱穆一言以蔽之，“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那么，从历代“印钞者”的失败中，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经验？最为关键的一句话在于，国家的作用非常巨大，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反复出现的名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纸币诞生之初往往为缓解通缩便利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 

普遍的观点都承认，货币的重要性导致不能其假手他人，那么政府是否必须对货币负责？这是我在金融新著《印钞者》讨论的主题，而各类惨痛教训也在于，如果赋予政府对货币过大的权力，如何监管与限制呢？弗里德曼认为，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可能的出路在于“建立制度上的安排，以便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

注：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金融专著《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连载中

文/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