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话题 应许的奇迹 犹太民族的经济复兴之路

（原标题：先锋话题 应许的奇迹 犹太民族的经济复兴之路）

在以色列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1948~1957年）里，这个犹太国家，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遭遇大屠杀以及独立后的高温锻造，以色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

1945 至1951 年之间，抵达以色列的犹太难民多达75万人，其中超过90%的人，是在这个国家建立的三年半内迁入的。那42个月内，迁入的移民数量（68.5万人），超过了吸收他们的本地居民数量（65.5万人）。

挑战不仅仅在于激增的人口。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来自隔离区、林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多数人没有技能、不识字、老朽或者病弱。大体来说，他们的民族与文化面貌，与以色列的资深居民有着显著区别，他们身上的创伤是前所未有的。

到1957 年，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战后移民。那十年间，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至原来三倍，社会完全被改变了，国家也是如此。在建成一个自由的、稳定的实体之前，以色列变成了新式的以色列。

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在1949 年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以色列的经济仍然趋于崩溃，失业率接近14%，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0%，政府已经无力偿还债务。而大规模的移民负担，将压垮这个年轻的国家。

中东“猛虎”已醒来

以色列政府最终在1952 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lira）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 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成了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与1950 年相比，1959 年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创造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是20 世纪50 年代的住房供给。致力于消除“帐篷城市”，为每一个居民的头上撑起一片屋顶，政府发起了20万座公寓大楼的建造工程。最开始建的，是狭窄的24 平方米和32 平方米的单元楼，然后建造了更合理的48平方米和52平方米的公寓。在短短几年里，供给房小区就像长长的白色火车，点缀着风景。这是针对一个大问题采取的廉价、高能、大众的解决方式。

“帐篷城”里的居民数量，从1952 年的16万人下降到1954 年的8.8万人，又降至1956 年的3万人。公共贷款使大多数的新来者得以购置新房，这些新房就好像政府在一夜之间建好的一样。到1957 年，以色列是世界上自有房产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供给房及其主要开发运营商师昆公司，已然成为以色列国家福利的标志。

20 世纪50 年代的第二个国家工程是农垦。从1950 年到1951 年，以色列新建了190个基布兹和莫沙夫（均为以色列特有的集体自治形式的农业定居点），平均每4天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从1951年至1952 年，又建立了110 个新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即平均每星期建起1个新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境内村庄数量增长了14%，从290 个上升到680个。耕地使用面积从160万德南（1德南约为1.5亩）增长到350万德南，土地灌溉面积从30万德南增长到125万德南。农村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当400个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拆毁，400个新的以色列村庄，形成了以色列的新经济和新地图。

50 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1954 年，第一把乌兹冲锋枪（以色列陆军步兵主战武器）被制造出来。1955 年，以色列航空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 年它开始规划第一个核反应堆。紧随其后，在以色列各地，有死海的溴化工业和内盖夫的磷酸盐工业，约克尼穆开设了一家金属工厂，海德拉开设了一家轮胎制造厂，阿卡开设了一家钢铁厂。从1953 年到1958 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80%。当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以色列已经历了一次快速而又激烈的工业革命。

新以色列的“道德代价”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能量看上去永不停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拆除和建设。1950 年，政府的主要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了国家总体规划，根据该项规划，现代的以色列国家将取代消失的巴勒斯坦。除了那些新的村庄，还将建立30 个新的城镇。铺设道路，建造发电站，规划一座新港口。中央集权的政府利用中央集权的规划来打造新以色列，就像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项目一般。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还健全了自己的机构：议会、政府及司法机关。颇受欢迎的征兵制度，成为强大的新社会的大熔炉。它也执行许多非军事的职责，比如教导它的希伯来新军士兵。这十年里，国家教育体系在范围上扩展了三倍。国家银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业服务中心，都建立起来了。公立医院和公共健康诊所，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20 世纪50 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 世纪50 年代的以色列，实行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

但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

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创业之国” 令人吃惊

半个世纪之后，历经数次战争及持续地区动荡冲击和洗礼的以色列，走到了新世纪的门槛边上。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却蓬勃发展，数以千计表现出色的企业，令该国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犹太裔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曾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副总裁、花旗集团副主席及以色列银行行长，堪称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他声称，从2004 年到2008 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 年至2011 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但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

费希尔认为，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 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 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 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 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

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它是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该国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其风险投资总额则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费希尔表示，他一次又一次地为此惊讶，因为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令以色列成为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尽管以色列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使它成为繁荣的中心。

但他也承认，当前以色列面临着四个困难：教育体制已经恶化，危及了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 ；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 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只是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及以色列持续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新中东”比“旧中东”更危险？

20 世纪结束后不久，曾经在这个世纪里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就分解了。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随着这个犹太国家证明自己是西方国家唯一可靠的中东盟友，它重新赢得了某些旧有的正统性，并再次被视作一份有价值的资产。随着高科技的以色列与其衰落的邻居们之间军事鸿沟的拉大，它再次恢复了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地位。当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陷入持续混乱，旧有的一场全面常规战争爆发的威胁也随之减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让阿拉伯新兴的宗教势力疲于奔命。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都倾注在其内部问题上，暂时消减了他们危及以色列生存的能力。

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把他们从激进元素中拯救出来，因为现在这些激进元素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朝气蓬勃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看起来比它100 年来的对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团结得多、有效得多。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中东可能要比旧中东更加危险。如今，和平已经毫无希望：没有一个拥有必要合法性的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会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签署一项终止争端的新协议。而现在，即便是基于威慑的和平也很难保持：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足够稳定和强大到可以保证边界平静和长治久安。以色列将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替罪羊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伊斯兰的政治力量不能实现它的承诺，如果民众们继续奋起反抗它，宣泄这种愤怒的简单方法，就是将之转向他们隔壁的、生活得异常繁荣和自由的异教徒身上。精良武器落入狂热分子手中的危险正在增加，他们非常渴望将这些武器用在这个犹太国家身上。

简而言之，随着阿拉伯军事力量的旧威胁的衰落，新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令人不安的情况，正是阿拉伯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正在敲响以色列的大铁门。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以及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

疑虑重重“复兴”路

在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

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指写作本书——编者按）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 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

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作者是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早年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伞兵部队，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曾任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董事会主席，现为该国主流大报《国土报》首席记者之一。本文选编自其作品《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初版，译者简扬），转载已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