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于言利是一种坏传统

（原标题：耻于言利是一种坏传统）

囊中江湖

我谈这个话题，源于两个事由。一是历史作家、学者张宏杰与出版商果麦文化公司及路金波、吴怀尧的争执。因双方都是名角，这场说起来原也寻常不过的出版风波，遂成惊天新闻，举国瞩目。就我所见，批判的声音，集中于出版商，却也有些冷箭，射向作者。譬如有人认为，作者应该把满腔精力放在书上，对版税如此斤斤计较，有损文化人的颜面。这般高冷的言论，不由令人哑然失笑。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春节期间。一位朋友，预售文章（待集齐多少红包或赞赏，便动手写作所预告的文章），被批评不够矜持，铜臭扑鼻，他辩解道：这么做固然寒酸，比起一些同行，却干净多了。我以为这样的辩解，才是真正的寒酸。本来天经地义、无比正当的行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反驳，反而先要自贬一番呢？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孔子说“君子固穷”，与“小人穷斯滥矣”对照，意思是，君子能安守贫困，小人贫困便会胡作非为。只不过，君子安守贫困，并不等于说君子一定要贫困。以孔门七十二贤为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是君子；“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的子贡何尝不是君子呢？所以说贫困绝非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君子固穷”只是孔子思想的一面，须知他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后世由此推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明训。说到底，以培养君子为毕生使命的孔子，决不会宣讲“耻于言利”。他的教育哲学，以人性为基础，任何脱离、扭曲人性的思想和行动，他都不可能主张与宣扬。试看他的言论，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还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等，皆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

孔子对利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说白了，可以言利，必须有道。这无疑是最可取的观念，足以垂范后世。

不幸的是，孔子的利益观，遭到了后世遗忘，正如他的思想，遭到了后世背叛。遗忘与背叛他的人，包括那些高举他的招牌，把他推上了“大成至圣先师”宝座的权力者和儒家子弟。在孔子没落（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被架空）的同时，“耻于言利”的观念渐渐崛起，终而成其为一种坚固的传统，被用于教化芸芸众生，或者作为道德批判的利器。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我们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文/羽戈

作者为法律学者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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