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向“三高”产品扩围还需权衡

（原标题：消费税向“三高”产品扩围还需权衡）

过去的2015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到5.8%，而2016年收支缺口将会更为扩大。为了缓解收支矛盾，消费税改革开始加速。

从目前的一些报道所披露的信息看，消费税改革加速，扩大消费税的范围，主要是要向“三高”产品也就是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档消费品征税。向“三高”产品扩围有道理吗？这里必须进行认真的辨析。

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其生产过程往往伴随着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这种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就是说，这种产品的价格里面并不包含环境损失的成本，这种成本由其他社会公众来承担，而不是由消费者来承担。既如此，那么，国家通过课加消费税，提高价格，使消费者为环境成本支付代价，也就有一定的正当性。如果在价格提高之后消费者继续消费，那么政府就得到了财政收入；如果消费者降低了需求，减少了消费， 那么，环境就得到了保护。从这个角度说，对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征收消费税是有道理的，消费税等于是加征了一道环保税。这种情况下，征税本身并无不妥，需要警惕的是扩围的范围如何界定？尺度如何把握？必须防止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无度扩大征收范围 ，肆意提高税率；尤其应防止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变相鼓励和保护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销售。

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其理由则不像对高能耗高污染征税那样有说服力。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纯粹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即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样的美德。虽然有人论证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可以实现调节收入分配，让富人多付费的目的，还可以达到让富人少消费的目的，但从全世界的情况看，富人少消费的目的或许能够达到，但调节分配的目的则基本上实现不了。而富人少消费则使穷人就业机会更少，受损失的仍然是穷人。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来看，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既抑制了消费，因而也限制了产品升级换代 ，保护了低端产品和落后产能，最终影响了社会进步以及社会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所以，对高档商品征税听起来无比美好，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

从历史上考察，人类消费的历史，也就是不断追逐高档消费品，不断淘汰低档消费品，不断将高档消费品变成生活中的必需品和普通消费品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些做工精良、质量上乘、时尚新潮的产品，往往价格高昂，普通消费者起初往往无法问津。但是随着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消费量的不断增加，其价格往往会逐渐下降，昔日王谢堂前燕，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当曾经的高档消费品因大量消费而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普通消费品。轿车和手机可以说是这类产品的典型代表。所以，对于高档消费品不宜征收消费税，对于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或者征收高税率的消费税，必然抑制高档产品的普及化进程，影响人们生活的改善。

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负面效应，从近些年中国旅客到海外狂扫日用品可以得到完全印证。国内消费品质量和档次不高，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国外高档消费品进入中国不但要征收较高的关税，还要征收一道消费税，这样就造成高档进口消费品价格居高不下。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高价格像一道高墙挡住了消费需求的实现；对于国内生产者来说，高价格也像一道高墙，挡住了外来竞争者，保护了落后生产水平，不能促其革新换代，丧失竞争力。最终的结果是国内低端落后的产能没有市场，而消费者要么忍受低端产品，要么不远万里到海外扫货。

从 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促使国内产品升级换代种种角度来说，不但不宜于扩大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而且应该降低甚至取消目前针对高档消费品而征收的消费税。从全世界的情况看，对于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国家也是比较少的。其原因就在于这道消费税往往保护落后， 妨害就业，抑制需求，影响产品品质提升。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遇到了压力，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在供给侧减税，尤其要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而在此之前，有相当减税效益的“营改增”也在进行。只有进行这样的减税，才能使企业包括制造业能够轻装上阵。但是，从整个社会看，减税当然不应该仅仅针对制造业，也不仅仅围绕着供给侧，需求侧同样需要减税。现在议论中的消费税扩围，显然是将供给侧减下来的税收， 从消费侧变着法子原原本本地增上去。可以想见，如果从供给侧减下来的税负，又从消费侧增加上去，其结果是需求受到更大的抑制。如果没有需求的支撑，供给侧提供的产品又如何能够被市场消化？如果有效需求被消费税扼杀了，那么，制造业通过减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

中国经济遇到压力，财政收支出现缺口，必须进行财税改革予以解决。可以调整支出结构，可以提高支出效益，可以压缩不急之务，总之可以想的办法还有不少。但如果坚守总税负保持增幅，绝不能下降，那么，其结果只能是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增税，减税的效果被增税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