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下的家族财富管理之道

家族借助专业机构的资产配置技能和眼光，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和家族财富的效益最大化。在家族财富管理供给方面，涉足家族财富管理的业务主要有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以及家族办公室。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历程，民营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身处中国经济转型、企业升级换代、家族企业更迭的关键节点，如何防范意外风险，保障家族成员的品质生活？如何让后代继承先辈的光荣与梦想？如何摆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一连串的问题凸显出高净值人群对家族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当前，信托公司、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都开设了家族信托业务部门，然而，如何实现从客户到产品的转变，真正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尚需从理论、产品设计以及家族信托法制的完善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代继传承开始步入高峰期 

创富、守富、享富及传富，是财富积累周期的四个阶段。在家族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在隐患和不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速建表示，随着“创一代”们普遍步入50~60岁的高龄期，代继传承开始步入高峰期。 

这一观点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中航信托、新财道联合发布的《家族财富管理与家族信托》专题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高净值人群的主体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随着创富阶段的完成，高净值人士开始步入守富、享富及传富阶段。从财富量级来看，5亿元资产及以上的平均年龄为51岁，20亿元资产以上人群的平均年龄为53岁，60亿元资产以上人群的平均年龄为58岁。 

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施天涛表示，我国超高净值人群的平均年龄为51岁，且高净值人群资产规模与年龄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资产规模越大的高净值人群，其平均年龄也越大。与全球超高净值人群相比，我国富豪更为年轻——全球60亿元资产人群的平均年龄是64岁，而我国是58岁。 

施天涛认为，步入守富阶段之后，高净值人士面临日益迫切的家族财富管理需求，突出体现为家族保障需求、家族理财需求、家族传承需求、家族投行需求、家族治理需求等。而且相较于创富，财富的保有和传承更为复杂、棘手。 

财富管理工具日渐多样化 

家族借助专业机构的资产配置技能和眼光，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和家族财富的效益最大化。在家族财富管理供给方面，涉足家族财富管理的业务主要有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以及家族办公室。 

相比于欧美成熟国家，国内的家族财富、代际继承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喜欢寻求国外的信托机构，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让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人来管理中国的财富，恐怕是难发挥作用的。”施天涛指出其中的弊端。 

正如上述报告所指出的，虽然高净值人群对于家族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是巨大的、迫切的，但高净值人群对家族信托存在诸多疑虑与误区，一是财富价值观的缺失；二是对信托工具的认识滞后；三是对信托公司专业度、久远度的疑虑。 

但是，信托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为现代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被灵活运用于满足高净值家族的综合需求。我国信托法也不仅仅将信托制度确立为简单的理财制度，而是在设计上借鉴了英美信托制度的本质，使得信托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在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方面的灵活性。 

除了家族信托，多元化的家族财富管理需求催生出多样化的财富管理工具。上述报告首次概括出家族财富管理的七大工具，既包括家族信托、家族保险多种组织形式，也涵盖家族投行所广泛应用的理财工具和融资工具，还包括更具针对性的家族治理、家族教育、家族慈善等方式。这些灵活方式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特征，共同构成实现家族财富管理综合服务功能的利器。 

家族财富管理服务有待深耕 

对于一般财富的增值而言，最关键的要素是“专业”；对家族企业而言，最关键的要素便是“远见”。这是家族企业的特质所决定的。就财富管理而言，其高级形态是家族财富管理，家族信托则居于家族财富管理的核心地位。但是，国内关于家族信托有针对性、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得我国家族信托业务难有实质性突破。 

“现有的实务部门既不能提供符合客户类型化需求的基本产品，更不能提供规避潜在风险的细节安排。”施天涛说，就中国的家族财富管理现状而言，在需求方面，高净值人群对于家族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是巨大的、迫切的，但又是模糊的、混沌的；在供给方面，虽然信托公司、第三方财富都开设了家族信托业务部门，但其提供的服务是粗糙的、空洞的，尚未做到真正站在客户需求角度进行设计。因此，有必要从家族财富管理与家族信托的理论层面、家族信托产品的设计层面与家族信托法制的完善层面进行综合的、系统性的研究。 

除此以外，正确的财富观是实现家族财富永续的基础。否则，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上述报告称，高净值家族必须秉承四大财富观——安全财富观；增值财富观；和谐财富观；久远财富观，这四大财富观既相互连结又层层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