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创造性破坏时代”的选择

（原标题：蔡昉：“创造性破坏时代”的选择）

说到竞争力，我的理解这是个微观问题，所以我想把这个微观的问题放在宏观层面讨论一下。十月份刚刚召开的中央“十三五”座谈会，提出五大创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个新的发展理念给我们的微观事物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变化，新的标准。也就是说，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带来竞争力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竞争力方向的变化和提高竞争力能力的变化。所以，我想结合五大发展理念，来看一看我们面临哪些挑战和需要进行的转变。

首先说创新发展。其实创新发展的核心就是竞争力的来源是变化的。我们知道，过去的经济增长整体上是靠速度的扩张、规模的扩大。今后必须要靠消费和生产力的提高。那么，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来自两个部分：

第一是技术进步，即要产生新的科技。现在大家都在观察，也有很多人在问，新的科技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对企业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机会？其实我观察经济发展史，发现在一个科技革命高潮的时期，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科技革命，什么时候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都是后人的总结，而当时的企业也好，领导人也好，学者也好，其实并不知道现在处在一个科技革命的高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或许我们已经在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应等待，而是要抓住当前的机会。

说到科技的功能，其中一个机会叫做先发优势。一场科技革命来了以后，你是发达国家，过去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机会你可以抓住它，你是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同样有机会去抓住它。所以，如果你抓得准，就可以弯道超车，赶超上来，这叫做先发优势。智能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和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科技革命，给很多国家提供了产生先发优势的机会。

第二就是后发优势。中国毕竟在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上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另一方面，仍然有相当多的科技，不用自己站在最前沿独立的创造，可以用廉价的办法，通过购买、学习、引进等方式，甚至模仿，来实现我们的后发优势。如果你忘记了后发优势，你就忘记了你的特殊的优越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把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了这个结合，反而具有很高的竞争力了，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去农业中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它们的生产力比较低，把它转移出来，就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也得到了源源不断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为什么同一个行当中，企业之间有巨大的生产率的差异，这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本来如果我的生产率比你高出很多，就意味着我应该使用你的生产要素，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生产要素资源流动的障碍，有企业自由进入退出的障碍，我们相信这种障碍一定会导致企业之间生产力差距的明显缩小，也就是整体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做了一个研究，说有没有可能把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消除到零，现在可能还做不到，但是只要消除到美国目前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水平，中国的生产率可以提高1/3到1/2，这个幅度就相当大了。那么，反过来这个研究结果，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要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3到1/2，就必然要把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到美国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不是生产率高的留在原位等着别人追赶，更多的是我活下来，你死去，这就叫做创造性的破坏。

因此，未来做企业，考虑到竞争力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痛苦，一个就是死去，死去不再那么痛苦，但是活着一定会痛苦。所以，这几年我跟经济学家交流，跟企业家交流，感到没有人很乐观，大家都觉得难，全是难。我觉得在特定的“新常态”下，这就对了，不难的时候，意味着你也可能死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创造性破坏的时代，优胜劣汰的时代，也是经济走向新的发展模式的时代。

那么，协调发展，其实也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消除一些过去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就意味着传统的发展模式、传统的增长动力都会被去除，产业结构也有一个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发展机会，比如说我们从物质的生产领域转向第三产业，转向越来越多的新需求的领域，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休闲等等这些行业。

总的来讲，我理解的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速度换挡了，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不再有廉价的劳动力了，不再有报酬不断提高的投资机会了，也不再有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了，资源正在重新配置，劳动力转移速度降下来了，这种情况就是“新常态”了。在这种“新常态”下，意味着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降了，整体的竞争力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企业如果继续投资，或者依赖国家的刺激政策，其实改变不了命运。就是说，没有真实的投资的需求，即使投在基础设施领域，也意味着基础设施的需求是派生性的需求，实体经济是没有高速增长的，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继续投资，就会产生所谓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提高，资本就会外溢，从实体经济，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流出去，流到投机性的领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泡沫，这些泡沫都要破灭。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转向新的领域。

我举个例子，在这次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我们第一次在中央文件里头把城镇化率加了定语，过去我们说常住人口城镇化，或者户籍人口城镇化。讲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时候，它是指在城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时间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我们还有一个定义，就是外出农民工的定义叫作离开乡镇居住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农民。这两个定义加在一起，意味着常住人口的城镇化里边已经包括了1.7亿农民工。而这部分农民工是被城镇化了，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也没有享受到均等的服务机会，因此它的消费模式跟城市居民是不一样的。如果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这批人逐渐转化成市民，就意味着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必须加快提高。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从2013年的36%提高到2020年的40%，含义就是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每年要增加1600万的户籍城镇居民。那么，当这部分人改变了消费的模式以后，产生的新的需求其实就是“新常态”下的发展机会，投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协调发展。

那什么是绿色发展呢？即从过去向自然和环境索取的发展模式，转向回馈和反哺的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必须牺牲掉过去靠资源的大量使用和环境破坏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总体而言，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两者不是此消彼长，或者有你没有我的关系，绿色发展本身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机会。

目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大概是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要在全球的减排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也越来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绿色发展中有大量的商业机会，企业就必须抓住。

从开放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着眼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国内外发展的联动。那么，如果我们看“一带一路”的倡议，再看我们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品的，都是为了掀起一个新的全球化高潮。目前中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获益者，但是现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GDP了，即使全球GDP的增长其实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我们良好的国际环境有下行的趋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重新塑造新的全球化，其实是可以从中作为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第一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倡议，我们会帮助一些周边国家、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它的含义不是简单地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而是为它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品，同时我们也要在全球治理中建立话语权，这也是一种竞争力的表现。也就是从软的和硬的方面，我们开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么，公共产品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你们过去挣钱很容易，商机处处都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政府一直在为你们提供免费的午餐，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即基础设施、政策条件、体制的改变。这些都是企业过去很容易赚钱的一个必要条件。

最后，共享发展是我们民生领域的一些机会，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收入分配的状况改善，也改变了消费模式，必然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新的要求。供给和需求永远都是匹配的，当你需求模式变化的时候，供给应该相应地做重新的瞄准。

我想举个例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叫海格曼（音译），一天他走进了美国财政部一个部长助理的办公室，这个部长助理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叫萨默斯，海格曼说政府应该对3岁到4岁的穷人孩子投资，给他们早期发展的机会。萨默斯就嘲笑他，说你们是社会民主党，海格曼说我不是社会民主党，我是资本主义者，但是我告诉你，你在这些孩子身上投的每一分钱，都会带来真金白银的回报。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对穷人家的孩子进行投资，其实是改变他们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影响他们的终身，这个终身的含义，就是他们越来越不会成为犯罪的人，而会成为人力资本。从税收上，从公共领域的支出上，都会得到回报，教育是有回报的。但是，教育也有社会回报和私人回报之分。那么，我们政府应转向投资在社会回报高的领域，把私人回报更高的领域留给私人投资。过去恰恰相反，因为政府很多钱投在私人回报高的领域，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让私人资本没有机会投。现在政府在重新导向，在导向的同时，就得出新的投资机会。我举的是教育的例子，其实在民生、社会很多领域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因此，也是我们投资的机会。总的来说，“十三五”时期，我们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而五大发展理念，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从理念上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实践的时候，其实创造了我们的新的竞争力要求，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本次年会上的主题演讲，陈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