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过客忙

（原标题：旧邦新造过客忙）

商城记·重庆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年，也很可能是重庆两千余年建城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那一年的第一天，国民政府重庆警备司令部宣布即日起实行宵禁，并开始邮电、新闻、交通检查及突击盘查。那一年结束后的第一天，重庆全市12万人游行庆祝解放，中共二野司令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委托市军管会代表，接受重庆各界献旗献花。

政权更迭，山河变色，重庆这座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经历了怎样的一次风雨冲刷呢？

“破厂计划”

蒋介石在撤离重庆前夕的林园会议上，决定立即执行“破厂计划”，以免“资共”。

1949年12月1日，中共部队正式举行占领重庆的入城式，而前一天凌晨，蒋介石才匆匆乘飞机离开。

临行前，他在西南郊歌乐山下的林园，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顾祝同（陆军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杨森（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市长）、萧毅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钱大钧（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俞济时（侍卫长）、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长）及蒋经国等亲信干将、地方大员出席。

林园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1943年去世后，蒋介石夫妇迁居于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当晚蒋介石在这里摆下接风宴，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交杯换盏。孰料仅仅四年之后，客主易势，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其实，前总统蒋介石是以“在野之身”召集的这次会议。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统率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年里，由南京出走，辗转流落于广州、重庆、成都数地，自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来，重庆又一次短暂地当了三十多天的“战时首都”（10月15日~11月21日）。

就在蒋介石仓皇离渝的11月30日午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重庆市参议会、商会、工业会及“保民军”各派代表温少鹤、蔡鹤年等4人，乘坐民生公司“民运号”轮船，拉上白旗横幅，一路鸣响汽笛，渡过长江，专程赶到重庆城东南的海棠溪，迎接中共部队。下午六时许，民生公司等派出的轮船载着大批部队渡江进城。此时，国府方面负责重庆卫戍任务的杨森也退往成都了，“陪都”易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市面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说到重庆城区和平“交接”，城市得以保全，不能不提杨森这位川籍老牌军人扮演的特殊角色。

早在11月20日，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领衔，以从台湾特地空运过来的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为班底，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锁定重庆九家兵工厂、两家发电厂及国际广播电台等为主要破坏目标。蒋介石在林园会议上，决定撤退前夕，立即执行“破厂计划”，以免“资共”。

毛人凤的手下接到命令，马上出动数十武装特务、交警乘坐携带炸药的卡车，强行进驻渝中老城区嘉陵江边上的大溪沟电力厂。电厂经理见来者不善，慌忙打电话给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告急，蔡拉上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面见市长杨森，苦苦相求，要他“履行诺言”。杨森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撤兵。蔡鹤年随即带上600银元，赶到电厂分发给待命的警察官兵，将其劝离，电厂得以安然无恙。

1949年12月1日，经中共地下党和工商界组织策动，重庆民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

图片均来自重钢集团档案馆编《百年重钢史话》

“决不烧杀”

杨森默许士绅领袖出面维持秩序，迎接“共军”。但他又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

杨森是堂堂国府的西南军政长官、“陪都”市长兼卫戍司令，为何要履行对手无寸铁的议员、商人许下的“诺言”，而竟然胆敢不执行蒋介石刚刚当面下达的严令呢？真是说来话长。

1949年10月，进军川黔的刘邓二野大军直逼重庆之际，中共川东特委蒋仁风通过关系，找到了重庆市商会所办的《商务日报》社长兼总经理高允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高加入过共产党，如今他在重庆人脉很广，军政、工商各界乃至三青团、袍哥无不给他面子。

经高牵线，蒋仁风分别秘密约见范众渠、温少鹤（市商会老会长）、蔡鹤年和柯尧放（市参议会秘书长）等重庆工商界上层人士，以中共党员身份，劝他们认识大势，站稳立场。范、温、蔡、柯等人首肯，随后组成一个“迎接解放筹备小组”，对外以市参议会名义活动，分头暗中联络市内知名人士及同业公会理事作为组员。蒋仁风则在渝中老城区罗汉寺旁的《商务日报》仓库楼上，设立了一个策反指挥部。

当时，驻守重庆城内的是“反共保民救国军”第一师，要确保“平稳过渡”，必须设法将其策反。第一师师长廖开孝是由杨森亲自保举的，自然听命于他。范众渠去见杨森，说希望第一师能负责“维持治安”。杨森这个老江湖，察言观色，自然明白范议长的言外之意。他表示同意，甚至默认可以由范本人出面维持秩序，迎接“共军”。但他又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

到了11月中旬，眼见大局已定，得到顶头上司授意的廖开孝决定反正，接受维持治安、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并将部队改名为“国民自卫队”。重庆市商会方面也不怠慢，立刻给每个士兵发五块银元，军官三百银元，一共花了4800多银元，那些天的官兵膳食，则由市区的47个同业公会合伙供应。

这支号称数千，实际只有数百人脱产执勤的部队，本来就是由城区各处的自卫队改编而成，士兵多是工商企业职员，谁想见到市面大乱、人人自危呢？何况兵荒马乱之时，能得到金钱实惠和免费伙食，他们都乐意卖力巡逻。在工商界半靠武力、半靠金钱的策略下，国共两军“交接”的短暂真空期内，重庆城内果然没发生严重的抢劫、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

范众渠又联络重庆各界名流，继续做杨森的工作。比如早年在杨森手下办过教育的卢作孚，经营大川银行的杨森小舅子田习之，经营和通银行的杨森儿女亲家宁芷村等，都受托婉转劝杨森“顾全地方”。

11月21日，杨森应范、蔡等人之约，以市长身份到重庆市参议会作施政报告，公开表示“决不烧杀”。

败退前夕的国府实施“破厂计划”部分炸毁的重庆第二十九兵工厂原貌。该厂前身为抗战初国民政府经济部与兵工署联合成立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使命结束

重庆工商界组织的临时治安委员会运行三天，即告使命结束，让位于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

杨森可不是省油的灯，他肯承诺不搞破坏，固然是迫于时势和人情，但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趁机向重庆工商界狠敲一笔。

早在11月初，杨森要求美丰银行（当时重庆最大的民营银行）退出他的两万股本，张口索要十万银元。经蔡鹤年从中斡旋，美丰退给他三万。到了11月下旬，杨森找到温少鹤，提出要向中央银行“借用”三千金条。非常时期，中央银行的人也不傻，推说必须得到议长范众渠的担保才行。范开始不愿作保，后来又让杨森保证不炸城市才行，杨森对此默认了。

好在情势变化太快，杨森那三千金条还没拿到手，中央银行就撤走了，范、温二人用拖延之计，躲过最后一“劫”。

回过头来说，尽管杨森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太合作，蒋介石孤注一掷的“破厂计划”，并非全部瘫痪。大批分头出动的“破厂”部队，仍然炸毁了重庆城内外至少九处兵工厂、发电站的全部或部分设施，国际广播电台也未能幸免。在中共地下党及工商界人士组织的护厂行动中，有数十名工人和职员遇难。

12月1日解放军举行进城式的同时，范众渠、蔡鹤年、廖开孝等人组织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有工商团体和各界人士100多人，负责新的市政机构运行前的秩序维护。到了第三天，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民间性质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使命结束。

同时结束使命的，还有以范众渠为首的重庆市参议会。当天，这个1946年1月在抗战胜利、党派合作、和平建国的热烈气氛中面世的“民主象征”，发表公开宣言，自动宣告解散。

七天之后，在“陪都”重庆度过八年抗战岁月，在此达到一生声望的巅峰，而最后又想一炸了之的蒋介石，乘坐专机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