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红色资本家楷模”)
群英志
在工商界半靠武力、半靠金钱的策略下,国共两军“交接”的短暂真空期内,重庆城内果然没发生严重的抢劫、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
1946年1月1日,重庆市参议会各区议员选举结果公布,知名实业家胡子昂、银行家康心如等58人榜上有名。在1月24日举行的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大会上,胡子昂又当选为正议长。
胡子昂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1897年生于长江南岸的巴县南坪场,老家与日后工商各界代表欢迎解放军的海棠溪近在咫尺。
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一度回乡教书,因办学有方,升至重庆市教育局长。又在军阀刘文辉手下当过一段“处级干部”,1930年以后转到南昌办农业学院和农场,培养不少农业人才。“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他实业报国的雄心,自此投身工商业。1935年出任重庆华西兴业公司总经理,承建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四川水泥厂、成渝铁路基建等大型厂矿工程,抗战爆发前后出任重庆自来水厂总经理,致力于解决山城市民长期靠担两江水吃的难题。
1939年,胡子昂牵头发起中国兴业公司,自任总经理,很快将其发展成抗战时大后方官商合办的最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他又受命出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创办了川康兴业公司和重庆华康银行,并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兼官商数职、金融实业“通吃”,是战时“陪都”有名的跨界红人。故战后他在首届重庆参议会领袖群伦,确是实至名归。1948年7月,胡子昂因当选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辞任重庆参议会议长,接替他的,就是在第二年保全重庆城最力的范众渠。
胡子昂政治上较为激进,时常尖锐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跟在野的中共关系反而较接近,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常有往来。1949年6月,他在香港接受中共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还出席了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据时人回忆,他北上之前,曾冒险从香港飞回重庆,试图策反国府驻渝主力部队“内二警”的总队长彭斌(两人是表兄弟)。彭斌当时虽没答应,后来还是在阵前起义了。而胡子昂本人接到中共地下党通报,自己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才匆匆离渝返港。
中共部队接管重庆后,胡子昂受周恩来委派回渝,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负责筹建市工商联,调动企业家商人支持新政权的积极性。而1950年初取道上海回重庆时,他还应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之约,一同在沪与聚兴诚银行(总部在重庆的知名民营银行)负责人杨粲三及杨氏家族人士反复商谈,最终说动对方同意“公私合营”。
他也很快以身作则,一举把名下所有股票、房地产“裸捐”给政府,不取分文代价,以示跟着党走永不回头的决心。因此被大力宣传为“爱国工商界的楷模”。1956年,他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老大哥”苏联,赫鲁晓夫甚至当面称他为“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楷模”。
胡子昂的高光表现,让他一直作为共产党的挚友,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到种种礼遇。1966年5月“文革”狂飙骤起,工商界人心惶惶,经周恩来特地安排,胡子昂与上海籍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胡厥文等民建(全称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工商企业家及经济学者)领导人,在当年“十一”国庆典礼时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据说商界同仁普遍感到“望胡而安”。
最后还要提一句,胡子昂跟杨森、刘伯承、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一样,也活了很长,甚至比他们更长——他1991年11月病逝,享年九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