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旧邦新造过客忙

（原标题：商城记·重庆 旧邦新造过客忙）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年，也很可能是重庆两千余年建城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那一年的第一天，国民政府重庆警备司令部宣布即日起实行宵禁，并开始邮电、新闻、交通检查及突击盘查。那一年结束后的第一天，重庆全市12万人游行庆祝解放，中共二野司令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委托市军管会代表，接受重庆各界献旗献花。

政权更迭，山河变色，重庆这座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经历了怎样的一次风雨冲刷呢？

“破厂计划”

1949年12月1日，中共部队正式举行占领重庆的入城式，而前一天凌晨，蒋介石才匆匆乘飞机离开。

临行前，他在西南郊歌乐山下的林园，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顾祝同（陆军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杨森（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市长）、萧毅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钱大钧（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俞济时（侍卫长）、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长）及蒋经国等亲信干将、地方大员出席。

林园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1943年去世后，蒋介石夫妇迁居于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当晚蒋介石在这里摆下接风宴，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交杯换盏。孰料仅仅四年之后，客主易势，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其实，前总统蒋介石是以“在野之身”召集的这次会议。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统率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年里，由南京出走，辗转流落于广州、重庆、成都数地，自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来，重庆又一次短暂地当了三十多天的“战时首都”（10月15日~11月21日）。

就在蒋介石仓皇离渝的11月30日午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重庆市参议会、商会、工业会及“保民军”各派代表温少鹤、蔡鹤年等4人，乘坐民生公司“民运号”轮船，拉上白旗横幅，一路鸣响汽笛，渡过长江，专程赶到重庆城东南的海棠溪，迎接中共部队。下午六时许，民生公司等派出的轮船载着大批部队渡江进城。此时，国府方面负责重庆卫戍任务的杨森也退往成都了，“陪都”易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市面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说到重庆城区和平“交接”，城市得以保全，不能不提杨森这位川籍老牌军人扮演的特殊角色。

早在11月20日，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领衔，以从台湾特地空运过来的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为班底，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锁定重庆九家兵工厂、两家发电厂及国际广播电台等为主要破坏目标。蒋介石在林园会议上，决定撤退前夕，立即执行“破厂计划”，以免“资共”。

毛人凤的手下接到命令，马上出动数十武装特务、交警乘坐携带炸药的卡车，强行进驻渝中老城区嘉陵江边上的大溪沟电力厂。电厂经理见来者不善，慌忙打电话给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告急，蔡拉上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面见市长杨森，苦苦相求，要他“履行诺言”。杨森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撤兵。蔡鹤年随即带上600银元，赶到电厂分发给待命的警察官兵，将其劝离，电厂得以安然无恙。

“决不烧杀”

杨森是堂堂国府的西南军政长官、“陪都”市长兼卫戍司令，为何要履行对手无寸铁的议员、商人许下的“诺言”，而竟然胆敢不执行蒋介石刚刚当面下达的严令呢？真是说来话长。

1949年10月，进军川黔的刘邓二野大军直逼重庆之际，中共川东特委蒋仁风通过关系，找到了重庆市商会所办的《商务日报》社长兼总经理高允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高加入过共产党，如今他在重庆人脉很广，军政、工商各界乃至三青团、袍哥无不给他面子。

经高牵线，蒋仁风分别秘密约见范众渠、温少鹤（市商会老会长）、蔡鹤年和柯尧放（市参议会秘书长）等重庆工商界上层人士，以中共党员身份，劝他们认识大势，站稳立场。范、温、蔡、柯等人首肯，随后组成一个“迎接解放筹备小组”，对外以市参议会名义活动，分头暗中联络市内知名人士及同业公会理事作为组员。蒋仁风则在渝中老城区罗汉寺旁的《商务日报》仓库楼上，设立了一个策反指挥部。

当时，驻守重庆城内的是“反共保民救国军”第一师，要确保“平稳过渡”，必须设法将其策反。第一师师长廖开孝是由杨森亲自保举的，自然听命于他。范众渠去见杨森，说希望第一师能负责“维持治安”。杨森这个老江湖，察言观色，自然明白范议长的言外之意。他表示同意，甚至默认可以由范本人出面维持秩序，迎接“共军”。但他又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

到了11月中旬，眼见大局已定，得到顶头上司授意的廖开孝决定反正，接受维持治安、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并将部队改名为“国民自卫队”。重庆市商会方面也不怠慢，立刻给每个士兵发五块银元，军官三百银元，一共花了4800多银元，那些天的官兵膳食，则由市区的47个同业公会合伙供应。

这支号称数千，实际只有数百人脱产执勤的部队，本来就是由城区各处的自卫队改编而成，士兵多是工商企业职员，谁想见到市面大乱、人人自危呢？何况兵荒马乱之时，能得到金钱实惠和免费伙食，他们都乐意卖力巡逻。在工商界半靠武力、半靠金钱的策略下，国共两军“交接”的短暂真空期内，重庆城内果然没发生严重的抢劫、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

范众渠又联络重庆各界名流，继续做杨森的工作。比如早年在杨森手下办过教育的卢作孚，经营大川银行的杨森小舅子田习之，经营和通银行的杨森儿女亲家宁芷村等，都受托婉转劝杨森“顾全地方”。

11月21日，杨森应范、蔡等人之约，以市长身份到重庆市参议会作施政报告，公开表示“决不烧杀”。

使命结束

杨森可不是省油的灯，他肯承诺不搞破坏，固然是迫于时势和人情，但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趁机向重庆工商界狠敲一笔。

早在11月初，杨森要求美丰银行（当时重庆最大的民营银行）退出他的两万股本，张口索要十万银元。经蔡鹤年从中斡旋，美丰退给他三万。到了11月下旬，杨森找到温少鹤，提出要向中央银行“借用”三千金条。非常时期，中央银行的人也不傻，推说必须得到议长范众渠的担保才行。范开始不愿作保，后来又让杨森保证不炸城市才行，杨森对此默认了。

好在情势变化太快，杨森那三千金条还没拿到手，中央银行就撤走了，范、温二人用拖延之计，躲过最后一“劫”。

回过头来说，尽管杨森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太合作，蒋介石孤注一掷的“破厂计划”，并非全部瘫痪。大批分头出动的“破厂”部队，仍然炸毁了重庆城内外至少九处兵工厂、发电站的全部或部分设施，国际广播电台也未能幸免。在中共地下党及工商界人士组织的护厂行动中，有数十名工人和职员遇难。

12月1日解放军举行进城式的同时，范众渠、蔡鹤年、廖开孝等人组织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有工商团体和各界人士100多人，负责新的市政机构运行前的秩序维护。到了第三天，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民间性质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使命结束。

同时结束使命的，还有以范众渠为首的重庆市参议会。当天，这个1946年1月在抗战胜利、党派合作、和平建国的热烈气氛中面世的“民主象征”，发表公开宣言，自动宣告解散。

七天之后，在“陪都”重庆度过八年抗战岁月，在此达到一生声望的巅峰，而最后又想一炸了之的蒋介石，乘坐专机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