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让供给侧改革真正惠及民生

（原标题：郭田勇：让供给侧改革真正惠及民生）

让供给侧改革真正惠及民生

【6.5%的经济增速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目标】

网易财经：郭老师您好，我们想就宏观经济对您进行一个采访。首先第一个就是“十三五”期间，我们把平均经济增速的底线定在了6.5%，您觉得这个增长率合适吗？是否能达到？

郭田勇：6.5其实是一个倒推出来的结果，因为我们按照中央的计划，我们两个一百年嘛，就是我们在2021年，我们大概人均GDP要达到1万美金。离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近了，现在中国人均的GDP大概是有7000多美金，如果考虑到未来几年的增幅，大家倒算了一下，李克强总理曾经有一个讲话，其实他说是6.51，就是说如果我们必须达到6.51，到2020年的时候，才能实现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目标。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约束，我们未来在“十三五”时期，至少要达到6.5%上，否则的话我为来这个中期目标可能就不一定能实现得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自身经济的基本面，比如说我们今年经济下滑，其实情况是很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GDP仍然能够保持在7%左右，我们判断中国今年的GDP应当是在6.8—7这么一个区间内。这样我们总体来看，考虑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以及中央的规划，我们觉得“十三五”期间，6.5%这个目标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目标。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近期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这个问题，经济增速下滑是会带来一个持续的负面影响吗？

郭田勇：经济下滑，应该说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结构性的因素。因为周期性嘛，我们经济总是有波峰波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经济在前几年，在2006年、2007年，经济达到10%左右的增速，现在这些年，从金融危机以后，当然我们也刺激了一下，但是这个经济往下走，应该说有周期性的因素在内，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结构性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的确存在一种新老交替、产业交替，传统的我们说从经济的动力，我们以前讲，以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依靠要素驱动。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一方面这个动力本身它是有限的，这个动力出现一种衰退。另一方面从转型来讲，我们不能长期的搞这种重工业，依靠这种低附加值的产业，我们本身结构上要更新，我们要调整。现在是就讲，老的结构已经很明显出问题了，新的好的一个很有效的供给还没有形成，所以说它处在这么一个转型的阵痛期，所以就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下滑。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了世界对于中国供给的需求，现在有一个言论，就是说中国经济如果下滑，可能会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给咱们国内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郭田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确也是越来越起到一种定盘星的作用，或者也是一个定海神针，因为我们看，其实在全球经济每年的增量中，中国的贡献度大概能达到一半左右，这个量已经非常高了。我们的未来，从中国经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政府不去进行一些调控，不去进行一些引导，如果说经济真正跌的速度非常低的话，这个其实对全世界的经济来说，确实是一个向下的拉动就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真正走向衰退，那是有可能引发全世界出现又一次大面积经济衰退，因为我们这个在全球经济中，不但是总量，我们增量占比比总量占比还高，是这么一个格局。同时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个人口全世界最多，我们这种就业，社会的稳定也非常重要。我前些天出去也做调研，我们到山东、河北那些地方，很多企业我们去看，确实我们有些企业虽然是产能过剩的企业，它也撑在那。但是我们就感觉，下一步这经济怎么调整？如果说所有的产能过剩一刀切的，都让它倒闭，那么我们讲会有大面积的职工下岗，形成社会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好处就是让经济增长真正惠及民生】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产能过剩，还有结构调整。目前产能过剩是咱们一方面的问题，但是同时咱们还遇到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消费者出国购物潮也很旺盛的这个现象，您觉得这两种供需冲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田勇：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构问题嘛，我们说产能过剩，并不是说所有的产能都过剩，产能过剩我们中央讲，我们未来是两个中高。什么意思？经济增速方面刚才我们讲，从以前的高速要转向中高速，我们可以降一些。但是降的同时，我们产业结构要从以前的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我们现在所谓产能过剩是指中低端过剩，并不是中高端过剩。中高端的，就是高端，比如说一些精密的一些仪器，精密的设备，一些制造业，虽然中国我们一直说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绝对不是第一强国。

比如那你说是吧，海外，日本造的什么电饭煲，造个马桶盖这些，可能这些做工上可能就比我们要精密，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制造业，虽然是大国是由于我们产能大，但是产能大这里面可能低附加值占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消费是分层次的，消费者在收入的不同阶段，对消费品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现在这个实际的供需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郭田勇：实际的供需需求就是这样，如果总体上从我们的描述来看，我们的确是产能过剩很严重。因为我们国内就在这些中低端产业，这个事情就在什么问题呢？基本上，因为技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基本上来讲，各类资本都能干。比如生产钢铁、炼钢，你要有钱投资都能干，以前大炼钢铁的时候，自己家搞个炉子，都能把钢给炼出来，把铁给炼出来。这个东西技术不是太复杂的行业，只要你资本能到位，马上就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产能，对吧。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这样。

如果说有更好的资源去消化这些产能去，比如我们在下游这些环节，比如你产的电饭煲在日本买，他也要用钢铁呀，我们如果这块上技术能够更强，本身我们可以消化很多上游的产能。所以我刚才讲，中国现在产能过剩，有绝对过剩的成分，也有相对过剩的成分。所谓的绝对过剩是指什么？就是你这个产能有可能，你想对前几年的那种高投资是相匹配的，未来的投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所以你就形成一个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可能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潜在的领域没有开发出来，没有开发出来，你看不到，所以你就觉得，可能开发出的领域，你这块产能，上游形成的东西又可以用了，并存。所以我们未来要通过调整结构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易财经：还有一个是国家一直强调发挥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的作用，也有人说这个供给侧这个经济调整周期比较长，远水解不了近渴，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郭田勇：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平衡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我们以前确实经济我们依靠投资驱动、出口驱动，一些我们讲所谓三驾马车论嘛，首先我说优化供给侧，也不是三驾马车，我们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中、东、西部之间差距也非常大。我们未来投资，我们无论是修高速还是修高铁，我们搞公共基础设施，我们未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投资这块拉动不是不能完全说以后就不去搞了，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速，也是我们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这个我们要看到。

    我们讲供给侧嘛，两个方面，有效供给，有效供给的形成我们讲需要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社会的创业者创业，有好的想法，形成一些好的思路，好的一些产品设计，要把它能够付诸现实，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我们讲商品和服务上的有效供给，这是供给侧改革我们讲很直观的一个落脚点，要落脚到这一块。因为你没有好的供给，刚才讲你消费这块消费啥？不消费经济它怎么转型？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驱动力，转向消费驱动，而不是以前这种投资驱动，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最直观的表述。

那么好，第二个层面我们讲，如果没有制度供给的相配套，那么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不能自己形成？我们讲改革、讲创业创新，全民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动作喊口号能形成的，不是说你天天说他就能搞成，不是这样的。你创新你要让创新者尝到甜头，就好比刚年我们搞创业板的时候，有一批人，有一批专家也说，这个 创业板怎么个人都发财了，都搞成创富板了？很多人不理解，我说如果不能创富的话，那谁愿意创业，我问你这个问题？创业跟创富本身就是相联系的嘛，那么好，你创业创新者，你不让他得到好的回报，你不给他去除掉一些制度上的后顾之忧，他有什么理由去创新去，他去吃力不讨好去吗？那么好，所以你要形成这个创新，你要想从制度上怎么样给他形成一个更好的创新环境，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把这两方面结合好，我们才真正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优化的这么一个供给侧。

网易财经：您认为供给侧改革，能带来一些什么好处呢？ 

郭田勇：好处就是带来我刚才说的，带来人们的这种，就是让经济增长真正来惠及民生。因为供给侧，你形成优质的供给，主要是让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让改革形成的成果，真正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当然我们讲投资侧需求它也可以，比如你修高铁，大家坐上以后还是感觉比以前的火车要快，这个也是一种改善。供给侧可能会更加直观。比如说你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大家很多事情在家里，用一个手机就能把很多事情给办了，以前要跑半天路的，我用一个手机就能给办了。工业4.0，那这种高端制造，很多产品，很多商品，我们以前想，但是可能不太敢想的一些东西，未来可能都会形成。

【未来双降的空间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小了】

网易财经：您觉得在今年年底，或者过段时间，还会降息降准吗，可能性大吗？

郭田勇：应该说越往下降，空间会变得越小，因为你利率总不能降成负的去，对吧。我们现在比如说一年存款利率已经到了1.5%了，其实我们看通货膨胀率，现在物价上涨水平，跟2011年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水平已经差不太多了，再往下降的话，你不能考虑投资者，不考虑储蓄者的利益，你不能让储蓄人说在银行存款拿个负的利息，去补贴给投资者，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讲像这种降息，未来空间已经变得相对是比较小了。

【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统一游戏规则】

网易财经：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请您先讲一下宏观审慎监管中国当前的一个现状。

郭田勇：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十三五规划”前几天，习总书记在解释“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十三五”要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这是当前金融业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出现了各类的新型机构，出现了跨业经营的一些金融机构，和跨业性的一些金融产品不断出现。同时金融业一旦出现波动以后，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会非常大，比如说前一轮的股灾，冲击非常大。我们要避免这种，包括这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这种跨市场，跨业的金融产品所形成的风险，对社会的冲击。所以我们要对监管体系进行重新的一个架构，比如有时候大家不理解，不理解中国的这个监管。中国现在是传统的一行三会有个监管体系。但是它有时候三会各扫门前雪，自己管自己的这一摊，但是缺少一个宏观上的统筹和协调，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管上要由统筹，要进行协调。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我们监管框架改革，就考虑到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哪三方面呢？一个就是从宏观上审慎监管的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第二就是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之间需要进行一种协调，比如说股灾。第三个就是包括金融控股公司，我刚才讲，包括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的不断增多，需要什么？需要有这种统一制定游戏规则的必要。

网易财经：针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环境，您觉得推动宏观审慎监管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一些挑战？

郭田勇：因为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有争论的，未来究竟怎么建立。因为有人比如说，讲能不能一行之外三会，宏观审慎不放在中央银行，再成立一个金融协调委员会，那这个就跟形势不符合了嘛，因为我们你不能说再设一个会出来，对吧，现在大家一行三会很多人都嫌多，你单独再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正部级单位，这个恐怕跟我们当前这个形势，政府职能转变啦，减少机构可能不太相符合。所以我们也讲，未来我们想来想去，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体系的构建很有必要，因为无论是股灾还是钱荒，你都能看到，是由于监管体系缺失的这种影子而形成的。所以说我们讲，搭建非常重要，但是到底怎么搭建呢？我们之所以认为要由中央银行作为牵头方，也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情况，以及国际上，国际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你看现在，包括美国、美联储，英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包括巴西、南非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整个金融监管体系都是集中于由中央银行来统一牵头，都是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说我们想，就结合中国国际和国内情况，我们可能做出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