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官场地震大佬的黄昏（一）

（原标题：津门官场地震大佬的黄昏（一））

若想金蝉脱壳，就必须找人分担责任。崇厚脑海中立即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曾国藩。

次日，崇氏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轻了一半。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

风中之烛

恭王心腹

19世纪天津天主教堂的明信片。

天津教案中，百姓们之极端举动，不啻是许久淤积的愤怒情绪，突然得以释放而演变成的一场血腥狂欢！

此时坐镇津门的官员名叫崇厚。此君系满族镶黄旗，本姓完颜，是如假包换的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可谓出身名门，累世显贵不绝，曾涌现出五代进士的佳话。崇氏拥有举人头衔，这对于一个满人，已属不易。他真正发迹，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1858年，崇氏协助僧格林沁，襄理天津海防，开始频繁与西方各色人士接触。两载后，咸丰北逃，留下恭王处理和局，恭王毫不犹豫举荐才识练达、办事细密且谙熟洋务的崇厚作为左膀右臂。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氏上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西方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洋人指挥的五千人军队。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氏耗时近五载终在1870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日后李鸿章的北洋军事力量能独步清末，于崇厚打下的基础关联甚大。可以说，在各地疆吏中，崇厚绝对是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

1870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将社会的不满推至顶峰。当年5月，天津连续发生几起迷拐幼童事件。6月初，居民又在河东义地坟场发现多处幼童尸体，“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按照谣言产生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 事件的模糊性。既然天津每家每户都有小孩，加之天主教堂对外相对封闭，切身的利益与信息不对称相叠加，于是传闻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主教挖眼剖心，炼制丹药。好在当地官员应对还算迅速，21日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及知县刘杰押带嫌犯数人前往教堂查验，一切尚算顺利，双方达成协议，即将结案。然而到了正午，一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与围观者发生冲突，众人围聚教堂。崇厚派人弹压无果。而此际法领事丰大业又大闹通商大臣衙门，并向崇厚连射两枪，险些结果了这位副部级干部的性命。崇氏如惊弓之鸟，赶紧暂时退避。而丰大业仍不罢休，先是于官署内怒砸一气，后一边怒吼“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一边冲向天津官民，并再度开枪伤人。性情本就豪爽刚猛的天津百姓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众    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气势汹汹之百姓乘势攻入领事馆、教堂等处，殴毙法、俄、英、意大利、比利时等随员、修女及居民二十人。各国使节闻讯无不大惊失色，法、俄、美等七国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速速彻查此案。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群体极端行为有过一则论断：“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于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而这种极端，促使“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天津教案中，百姓们之极端举动，不啻是许久淤积的愤怒情绪，突然得以释放而演变成的一场血腥狂欢！面对这群失控的“乌合之众”，崇厚也已乱了脚步、没了方寸，被恐惧与胆怯重重包裹的他，此刻唯一想做的，便是如何逃离这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