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希望把《单读》做到80岁

主笔_许智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许知远

“单向空间”创始人、CEO。2006年，和另外12位朋友创立“单向街”书店，今年，依赖合伙人自掏腰包供养9年的“单向街”获得千万美金投资，正式进入商业化运作，在“单向空间”的大框架下，衍生出“单系列”产品和“微在”新媒体平台。

“我在假扮成一个我不是的人”

在“书店”即将快十岁的时候，许知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尽管他只自封为“单向空间”的“首席哲学家”，但却没有了从前拔腿就走的自由，好在他自我分裂得还算不错，坦然面对着商业领域里没完没了的焦虑。

从圆明园、蓝色港湾再到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作为一个文艺乌托邦的图腾，在一片实体书店的哀鸿声中借助资本的青睐完成了自己的进化，暂时告别了那游走在破产边缘、因为房租高涨而频频搬家的日子。如今，完成一阶进化的“单向空间”旗舰店已经在花家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老图书馆里营业了一年多，它的粉丝们也习惯了这里除了书籍之外的“产品”：沙龙、Mook、app、驻店作家以及关于他们的视频访谈。

“单向街”另外一个创始人张帆是这次进化的始作俑者，他曾与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共事，后来去了搜狐担任新闻中心主编。“单向街”的闲杂事项大多靠张帆操持，他也落得了“大管家”的名号。

在2013年快要过完的时候，张帆与许知远商量把“单向街”做大一点，从资本市场借力，将现在“单向空间”的CEO于威从德国的豪宅拉回了北京—这个短发干练的女人也是“单向街”的创始人之一，同样是一个能量极大的媒体人，她曾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助理、搜狐网总编辑，后来创办了《生活》、《东方企业家》。

三个人就在朝阳大悦城的“单向街”，在满柜子西方文学作品的前面，见了挚信资本的投资人。许知远和投资人聊北大往事，聊理想、情怀。挚信资本投资过豆瓣、果壳、穷游、雕刻时光，在许知远看来，这家金主偏好“清新类”的，“他们投的都是下一轮生活、新的生活方式的缔造者，新的生活方式有可能在商业上带来盈利。他们既有情怀，也看到了潮流的变化。”

双方的效率很高，第二次见面，投资人希望“单向街”能再做一个新的媒体，他们的判断是，中国互联网现在渠道布局已经定型，单缺好的内容产品。于是，许知远的团队从Buzzfeed、“猫猫狗狗”到严肃新闻的路线得到了启发，搞出了“微在Wezeit”—we是英语的我们，zeit是德语的时代。

那时的许知远其实对“单向街”的商业化并不热心，甚至从心底有些排斥，“微在”在微信上试水的时候，他拿着刚刚取代了诺基亚功能机的iPhone，在美国伯克利接受着新旧习惯的纠结，最终，他发现他无法离开微信了，也开始承认智能手机的魔力。

这些细节在慢慢改变着许知远对于商业的想法，筹备撰写《梁启超传》的他后来说，在康有为的信件中到处充斥着“集美金四十五万，便可得中国银一百万，即可开办一大银行”、“拟先集本一百二十万元，分作八万股，每股银中国七十二鹰银一拾五圆整”。原本以为的理想主义改革，其实也充满商业的味道。

尽管如此，当他从美国回来后，在花家地的办公室里，他依旧躲着“微在”团队走，害怕这群90后将他视为陈年旧物，而年轻的员工在回答“哪个部门工作量不饱和”时，投给许知远的票数仅次于店里的流浪猫。

去年一年，许知远在写作者和创业者的身份分裂上焦虑了一年，在微信的工作群里，他“一喝高了就说自己焦虑”，会因为在鸡尾酒会、产品流程设计中自己的各种小失误而发火，但想想每天员工的薪水开销，他只能慢慢收起脾气，埋怨自己的毛躁和不成熟。随着他慢慢收敛了知识分子的随性，“单向空间”也走向了商业上的正轨。

现在，在这个“书店”的产品规划里，有一个“单系列”产品，比如许知远和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定期就一个话题撰写的文章合集《单读》、历次活动嘉宾们精彩演讲汇聚成集的《单谈》，与一些设计师合作在店里出售的生活用品叫“单品”，口味越来越地道的咖啡和西点则是“单厨”。

“单向街”更名为“单向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打破实体书店在空间上的藩篱，融入互联网时代，按许知远的话说，要“创造一个更大的、立体性的精神空间”，让现在的读者即便没有时间来这里，也同样可以每天通过微博、微信和app“随时了解和阅读”。

不过许知远一直在试图影响“单向空间”下面媒体产品的方向，希望它们去引导读者而非迎合读者。曾有人问他：“微在”难道不是迎合读者的娱乐至死吗？他回答说：一方面我们需要寻找时代新的语言，和胡适、鲁迅、严复不一样的语言，并且如何让我们的心理语言有更多的能量。“微在”是我们的尝试，现在还在尝试之中，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于是在今年3月开始，他抛开了自己不熟悉的网络语言，亲自上阵，与喜马拉雅FM合作推出一档音频广播节目《单读》，一周两期，一期20分钟。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在第一期节目里，他说，希望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能看见年轻人夹着书过马路。在“单向空间”诸多略显杂乱的产品名称里，“单读”或许是最受许知远青睐的一个，除了两个月一本的Mook，手机上的app也叫这个名字。

在节目还没有太受到关注的第三期，许知远回忆了一年前自己在旧金山读到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情景。许知远不无伤感地说，就像“不得不”生活在美国的米沃什一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他开创了“单向街”，投身创业潮，希望用商业维系文化理想，聚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作家，生产这个时代最好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创业的历程中，他不断逼迫自己学习商业，适应商业，最终他发现，自己距离“作家”这个角色越来越远了。

他引用米沃什的话，作为这一期的标题：“我最大的恐惧是，我在假扮成一个我不是的人。”

“第一次谈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与现在一些名声如日中天的名流去搞“一书一议”的读书节目相比，许知远的《单读》音频更加“私人化”，颇像欧美的个人电台，完全没有图书营销的目的。听歌，读听众评论，慢慢切入到谈一本书，然后再读上几分钟书里的章节，他的声音缓慢，主持风格令人想起曾经在北京音乐广播的DJ伍洲彤。

许知远曾经的责编说，他在《单独》里自说自话，感觉状态比他在公开场合讲演还要好很多。他听过之后笑着说，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面对人多的人啊，我更愿意在店里，每天跟朋友聊聊。

就像许知远在公开场合解读自己作为作家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时说的那句“分裂是人生的常态”，表达欲望和希望与公众保持距离感这种矛盾，在很多还带有理想主义的人身上存在，而看起来老掉牙的“广播”，似乎更能调和他们的这种分裂。

从第9期谈村上春树开始，《单读》在喜马拉雅FM的听众稳定在每期22万到25万人之间，但估计他们很少知道，这个听起来温和、平静的读书节目，并不是来自专业的录音棚，而是“单向空间”二楼入口处左手边的几平方米的库房。每当许知远要录音，编辑小高便要把库房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归拢到一边，摆好高脚的桌子和椅子，支好拾音的麦克风，看着许知远夹着要读的书、踩着人字拖走进来，坐下，手边还要备着咖啡、茶或者是一小瓶啤酒。两扇拉门一关，屋子里便只有二人，许知远负责说，小高负责录，如果许知远自己说嗨了，小高就要提示他时间。

有时谈到的书过于“古老”，遇到拿不准、记忆有些模糊的地方，许知远便要起身，找书核对，20分钟的节目通常要录35到40分钟，然后再由小高剪辑、上传给喜马拉雅FM。

如果你是一个许知远的脑残粉，那你可以通过《单读》的音频节目，大致了解偶像上两周的生活—因为除了前几期节目做了些准备，《单读》每一期的话题几乎都是许知远日常生活的映射。

比如许知远现在一直在筹备写梁启超的传记，于是他在读的史料和书籍，会经常作为分享的话题；比如他马上要去美国，就会为大家讲硅谷的百年；又比如每次节目开头的音乐，他喜欢找一些小语种的歌曲，听不懂，就因为旋律好听，而且他最近还在单曲循环。

在节目的前一阶段，小高一直在为许知远整理每期的听众评论，建议许知远谈谈热门话题，看看能不能增加点播量。今年4月26日汪国真去世，许知远便尝试着聊聊汪国真与90年代的中国。虽然死者为大，但他在节目里还是会说，“这是我第一次谈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算是一种妥协吧。”

事实证明，聊这样的热点话题，并没有明显提升节目的点播量，许知远似乎对这个结果很开心，随后谈了一期自己欣赏的北岛。尽管许知远在《金门的奶茶》那一期节目里说，有时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什么书了，就只好说自己写的书（其实聊的是在台湾出版的书），但小高提到这个话题却说，“许老师最不爱聊的就是他自己的书，这么多期节目里，就聊了两次。”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许知远的新闻敏感从未退化，在话题的选择上有时会无意识与新闻热点同步，李光耀逝世，他会深度谈李光耀和南洋，从一个华裔拉美记者朋友，他可以聊到胡里奥科塔萨尔，然后借着他的著作批判“非虚构写作”，即便是面对着记者，他也会微笑着说：“‘非虚构写作’就是个伪概念，这不就是你们‘南方系’的偏好嘛。”

现在“单向空间”的沙龙活动也是一张品牌，在这里，作家、学者、公知、艺术家可以同台交流，互相激发，于是许知远会在《末代皇帝与披头士》里借着坂本龙一的经历，讲精英打破圈子的重要。

除了自己录节目，许知远也尝试过请嘉宾和朋友一起来录过对谈，拉着“大内密谈”的相征、李志明聊古斯塔夫庞勒的《乌合之众》，三个人聊得很热闹，但小高收集的听众评论却显示接受程度不高。

许知远录节目的时间和话题同样随性，有时突然有了想法，就打电话给小高说，快准备，我一会儿去录音，但人真的走到书店，感觉又飘散了。好在小高自己脾气好，也了解他的秉性，随他去。

“希望这节目像BBC那样陪伴几代人”

曾有人问许知远，会不会觉得做广播音频节目很“轻”，无法承载过深的思想？他的回答是：这是崇拜印刷的情结。“在过去许多世纪中，书写文化占据主流，这让我们忽略了此前更强大、更悠久的口语传统。然而，随着技术手段改变，曾经只能靠印刷来传递的那些知识，如今也可以用口语传播了，我们不过是又回到传统中去而已。”

60多期节目下来，《单读》已经具备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但许知远对录制节目的热情却正在划出一条下滑的曲线，“厌倦”是一个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词，他毫无顾忌地对记者说：“我现在对录节目有点厌倦了，它的模式越固定，我越没有热情。我哪有那么多感悟天天跟大家说呢？”

这种厌倦从他最近从美国回来开始，一直在持续，最近几期节目，都是小高在他屁股后面天天追着，逼着他录音。许知远录音时的状态好坏在节目里能被感觉出来，9月份讲《黄金时代》，他绘声绘色读着小说，为听众点评着王小波是如何将耍流氓写成了一种性感，滔滔不绝，急得旁边的小高直给他打手势。

他在节目里悻悻地说：我们应该再说一期王小波。但出了库房，兴奋散去，他又不想这茬儿了，反而是好多听众还在等待着另一只不知何时落下的靴子。如果实在没有状态，他也会找到“偷懒”的办法，用他还不错的声线，为听众读上十分钟的马尔克斯《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有一个听众在节目下面评论说：许知远说这是一期偷懒的节目，其实他总是嘴上说着不想录，想偷懒，但每次听他的节目，依然能感受到他愿意将他的想法、观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甚至将他自己的性格、脾气，暴露在听众面前。

《单读》虽然是一档互联网广播节目，但节目在与听众互动的环节，更像是15年前的广播，与如今每天都在播音间里忙着刷微博、微信的电台直播主播相比，虽然许知远也可以读着留言，调侃着自己和那个听众一样，每天早餐都要就着老干妈，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对《单读》的听众有着自己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看着他们长篇巨幅描述着迷茫的生活状态，而是希望听众也跟他一起，分享关于读书和获取知识的一切。

问到60多期节目里，他最喜欢哪一期，他竟然没有任何迟疑，说：《劳动者的blues》。

而那一期节目，许知远没有谈任何一本书，而是用鲍勃·迪伦的workingman’s blues做了开场音乐，这首歌被一封写给他的匿名读者来信提及，来信里则是讲述着一个文笔极好的年轻人对社交网络和自己迷茫生活的分裂。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的个体，只要他心怀某种想过不一样的生活、或者打破现状的欲望，他们都会面临着这样的痛苦，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它们都是局外人的声音。”许知远在节目深有感触地说。

因为筹备《梁启超传》，他几次在节目里提到“崖山之后无中国”，最后终于有人为他提供了这句话的准确出处；他有次在节目开头放了一首罗马尼亚的歌曲，几期之后，有人便给他提供了一份歌词的听译，他看过之后感慨说：原来不同民族在抒发情爱时的歌都还是挺直接通俗的；在讲完《红玫瑰与白玫瑰》，很多听众在下面留言说，又回去翻了一遍小说，重看了一遍电影。

这样的分享和回应，正是许知远需要的，也是支持他还能录着《单读》的动力。3月准备做《单读》的音频时，他从未多想，只是将节目作为一种表达渠道，希望能陪着年轻人“一起阅读这个时代”，让更多的年轻人从碎片化阅读逐渐回到严肃阅读。

很多读书节目的终极目的是图书营销，但《单读》对于“单向空间”的运营能有多大的带动，则根本无法量化，许知远也压根儿没想去计算—虽然几十期节目下来，已经有很多听众在评论里开始“筹划”，说应该将《单读》的音频整理成文字，以笔记本或T恤衫的形式做出来，可以在“单向空间”的沙龙上请许知远签名。

当然，还有不少没有去过花家地的听众，听完节目后还专门去了趟“单向空间”。

或许也是这些越来越积极的听众，让许知远相信自己的“厌倦期”会很快过去，在节目刚开始时，他就说：“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做到80岁，像BBC那样陪伴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