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成都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目前关注的重点，从原本的金融领域，聚焦到中国的产业和产业政策领域。
在11月15日举行的“2015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上，他作了题为“老经济、新经济与增速换挡”的演讲。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下一轮靠什么产业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增长潜力，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为最终，GDP是靠企业、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黄益平说道。
对于中央高层日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黄益平认为，针对目前生产中存在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一提法是有益的。
“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平稳住，甚至有所回升？这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改革，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对于经济最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的作用。”黄益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黄益平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波动，但往下的趋势不会改变”。
“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基本上都在6%—7%之间。”黄益平说。
他坚定地认为“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他以“僵尸国企退出”为例，阐明了改革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困难。
黄益平表示，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作为“有为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时代周报：习近平总书记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经济学家将其理解为“供给学派”胜出的一个信号。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转变？
黄益平：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
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时代周报：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此前“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有所转变，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你怎么看？
黄益平：首先，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其次，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的政策，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暂缓，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比如，一些产业需要重组，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现在都没有了。当然，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们人为关停，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此时，为了配合改革，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两年前的改革方案（指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
但它同时发现，在短期内，这个改革会让经济增长下降0.3个百分点。即调整和重组在短期内是会让经济活动有损失的。
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关停僵尸国企等）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它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
时代周报：你在演讲中提到，目前改革的速度比经济学家们预计的要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黄益平：改革确实比较复杂。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时代周报：目前来看，让僵尸国企退出是否有难以化解的障碍？
黄益平：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同时，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国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国企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其实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就业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被化解的。
不良资产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化解。其实，通过给僵尸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让它们的不良资产不爆发，这更加危险。
如果现在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在2008年或2009年本来要破产了，结果在2009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产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负债已经比那个时候庞大很多。
从目前来看，以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资产问题是有可能的。比如，过去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
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GDP增长：关闭国企使当地的经济暂时不活跃了。
这正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确实考验顶层的决断力。如果我是市长，估计我也不愿意关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因此，顶层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意味着顶层的协调和顶层的实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进行。
有竞争力的产业形成后经济增长才会企稳
时代周报：你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有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一两年的经济触底之后，增速会有回升。你的判断是否也因此有变化？
黄益平：说实话，没什么变化。所有的改革政策，两年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确，即市场机制要在市场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落实。
因此，经济增长短期的触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触底回升都不可持续。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平稳住，甚至有所回升，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性改革，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对经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将有很明显的时间滞后，不会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长就回升。
时代周报：以前你对金融谈得比较多，最近更多的是谈产业，发生转变的原因是？
黄益平：过去，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经济上下波动，并进行配套的金融改革。
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我认为，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增长潜力，核心问题是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增长潜力，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为最终，GDP是靠企业、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下一个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有的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它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业升级真的非常关键。
时代周报：对于金融改革，目前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黄益平：我目前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市场的纪律问题。比如利率定价给放开了，但是如果借钱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借了钱不需要还，或者存在软预算约束、刚性兑付，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此，现在我很关心国企改革问题，尤其是那些做得不好的、产能过剩很严重，即僵尸企业能不能退出，如果它不能退出的话对于提高资源效率会有很大的约束。
一方面，它要占有很多资源来让它继续运行、继续生产；另外一方面，这其实与鼓励创新相违背。我跟企业家交流，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政府什么时候会出台更加大的政策，看我什么时候能熬过去：如果明年初政府宣布很大规模的方案，那我再熬三个月就过去了。如果做得不好的企业能分到很多资金，那大家也就都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创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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