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开展走出海外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其中欧美、东南亚、非洲等地都陆续登上中国企业的热衷开展业务的排行榜，但是紧邻中国的一个有和中国人口数量差不多的巨大市场——印度，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观。《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11月4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印政府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后，中国央行以外国证券投资者身份在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如今可能已经买入总价值为5亿美元的债券，这是中国央行首次购买印度国债，中国也是买入印度国债最多的外资机构。
中国央行的行为背后，是印度对外资的进一步开放。12.8亿人口的市场，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巨大的需求，以及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开始推行的“印度制造”吸引外资新政策，都使得印度成为一个有巨大诱惑力的市场。
同样，由于印度复杂的宗教文化和经济社会情况，使印度市场也成了外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块“绝佳的试验田”，中国企业在这里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正在苏醒的巨大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印度就是那个火车顶上坐满了人、国庆阅兵时摩托车叠罗汉、电影里歌舞没完没了、处处“开挂”的阿三哥形象。
在这些固有印象的背后，“一带一路”上的大国印度正在改变。2014年5月莫迪新政府上台后，推动了多方面的制度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官方的人口数据是12.8亿人，不过实际人口数量可能更多。目前，印度人口平均年龄是24岁，意味着每3天就有盛大的婚礼，结婚要购置房产、家电、消费电子品、母婴用品等，这些方面的需求非常庞大，基本上印度本土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印度广东商会秘书长陈思介绍。陈思曾经在印度留学，研究印度十余年。
庞大的人口需要消费，更需要收入，就业成为印度政府的首要问题。莫迪上台以后发起声势浩大的“印度制造”运动，力争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基地。
“印度制造”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印度政府将用物质奖励吸引外国公司来设厂。印度电信、法律及信息科技部部长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不久前，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你在这里投资100美元，我们就给你25美元。另外，各邦政府也会提供优惠。”
这些优惠举措对于正在转移低端产业、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面临成本上涨、人口红利减少的中国企业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利斯里工业区创始人萨纳雷蒂（Ravindra Sannareddy）公开称，“许多中国公司传统上向印度出口成品，现在他们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条件，来印度设立生产线，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据悉，在中国雇佣100万员工的富士康已经计划在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建设10家工厂。
尽管印度拥有巨大数量的年轻劳动力，但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陈思介绍，印度政府现在正在对工业培训加大补贴；另一方面，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以前企业若想购买土地建厂，可能要经过许多年、耗费许多口水仍然没有结果。“现在有专门的征地代理机构帮忙拿地，问题也不大。
事实上，在陈思看来，印度的这些举措对于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如广东等地，已经产生了压力。
“印度从今年初开始，要求所有政府和政府相关的部门的文具、家具、电器、电子设备全部由本土制造，否则不采购。广东在电子电器、家电和建材这些行业里拥有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企业去年和今年明显感受到来自印度的竞争压力，这就再次印证中国没有重视印度市场。” 陈思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十年充分认识印度市场，做好印度市场公关，12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就已经可以消化掉中国庞大的产能。”
印度对外资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除了石油、军事等少数重要领域外，印度几乎90%的领域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陈思介绍。
根据印度政府工业政策和促进部（ DIPP ）公布的数据，从 截至2015年6月，印度累计收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包括资产净值流入，再投资收益及其他资本）共计 3802.15 亿美元。其中，毛里求斯投资最多，高达896.4404亿美元，其次是新加坡358.6084亿美元、英国223.2912亿美元、日本188.1108亿美元、荷兰153.2343亿美元、美国143.7797亿美元，而中国排在第18位，只有11.6064亿美元。
在各行业中，吸收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非金融业务、外包，研发等等），计433.5亿美元，其次是建设开发（包括基础设施）240.98亿美元，电脑软件与硬件175.75亿美元，电信业174.53亿美元。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关注，显然是落后了。
复杂的印度市场
虽然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但印度这块蛋糕里面显然不都是可口的原料。对中国企业来说，劳动力、土地等都不是问题，如何修正中国制造的名声，实现在印度的本土化才是重要问题。
在陈思看来，中国企业要想在印度立住脚，还是要从根本上重视印度市场，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和法律。
根据印度中国商会的介绍，目前在印度经营超过十年以上的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超过200家。不过，和三星等韩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无论是业务还是名声，都不是太好。
中国传媒大学艾利艾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研究成果》显示，中国企业海外形象传播还处于初始阶段，企业核心价值体现不足；对外媒报道的企业争议性信息，缺乏有效回应；新闻点单一，议程设置能力尚待提高；语言差异问题凸显，比如，大多数企业都有英文网站，可是内容单薄。
陈思介绍，韩国的企业经常会资助在印度举行全国性的作文比赛，作文比赛题目一般是“我所认识的现代韩国、我所知道的韩国产品，说说我跟韩国产品的关系、体验、认知”等，获奖者由企业或者政府赞助到韩国度过暑假，每年有上千人会获奖到韩国旅游。“至少连续十年的作文比赛，而且是所有韩国企业都参与奖励计划来进行措施，会让印度学生、年轻的群体对这个国家产生极大兴趣，对产品产生极大信心。”
另一方面，对印度宗教和种姓制度的不了解，也成为中国企业的绊脚石。印度种姓制度从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做学术领神职）、刹帝利（掌管政治）、吠舍（经商）、首陀罗（农民）。
“这就意味着我们跟任何一个印度人接触就可从种姓知道，如果他做生意就做了至少十代人，这十代人的经验、教训以及他跟他的同家族人联合起来对一个行业、对一个渠道垄断程度是非常高的。”陈思介绍，这个后果导致中国人进入印度市场以后发现壁垒很强，商会力量很强，动不动就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陈思强烈呼吁，中国应该在印度有一个和官方配合紧密的类似商会的机构，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印度展开形象建设、应对反倾销等业务。“中国制造的名声在印度很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产品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卖，而是进口商操作，比如在广东、义乌、浙江、宁波、天津等这些贸易港口的印度人达到几万人，他们负责在中国进行采购，只考虑价格不考虑品质。一般中国厂商会准备一些多出的产品用于退换和维修，但是印度进口商不会提供维修和售后服务，所有产品都会被卖掉。”陈思介绍。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当地开展全面的业务、建立自己的网络非常必要。华为在印度的成功，管理层的本地化功不可没，华为印度总裁姚为民甚至取了本土名字，跟任何人打交道都用印度名字。
在10月3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对外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沙龙”上，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燕国表示，民营企业尤其是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必须创新企业的社会治理责任，建立企业履责的董事制度，社会监督员制度，企业舆情检测制度，不断积累企业的社会资本，培养企业社会文化并最终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研究成果》建议，企业在海外还是应该立足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重在责任传播，注重“本土化”资源培养。
陈思建议，中国不能再有意无意的继续对印度市场忽视了，这个和中国人口差不多的大国或将成为未来决胜的主要战场之一。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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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