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所举的案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后世谈起朱元璋，往往认为，他对待官吏严酷，对待民众则宽仁，是以有“只杀贪官，不扰百姓”之誉。其实宽仁云云，只是相对而言。如郭廷以所论，中国真正的君主专制政治，形成于明朝，作为前无古人的专制君主，朱元璋治民，依然以专制为本。据其所编《大诰》中记载，福建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议论“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这些人遂因“断指之诽谤”，“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自断左手大拇指，以示不愿出仕，朱元璋批示道：“尔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信效之风。”还有著名禁令“逸夫处死”，旨在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若不告发，一律充军；看见流民而不举报，举家连坐。此外，“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如此种种，哪一条是爱民的政策？哪一条是惠民的举措？对此，刀尔登讥讽道：“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朱元璋“得民心”的实质，则在于“得天下”。当大权在握，刀兵在手，天下苍生，尽入其彀，民心除了顺服，能有什么选择呢，有些不服从的百姓，曾尝试反抗朱元璋，像青年朱元璋反抗元朝那样，却如零星之火，一扑即灭。
一面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实际上，得民心者未必能得天下（刀尔登举例道，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民心，得天下的却不是他）。一面是所谓“得天下者得民心”，实际上，专制之下，民众的自由选择权，几乎可忽略不计，“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说到底，民心与天下，并无必然关系。尽管孟子言之凿凿：“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倘仔细推敲，我们可理解其良苦用心，如以“民心论”为法宝，教诲、制约权力者，令其爱民、亲民、敬民，不过必须指出，孟子显然夸大了民和民心的力量。民心只是得天下的一个元素，而且未必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它所发挥的作用，恐怕难以超过武力。武力与民心，有时却非齐头并进。纵观古今，有些朝代得到了天下，同时得到了民心；有些朝代得到了天下，压根与民心无关，甚至悖逆了民心。后一种情形，算起来并不少于前一种情形。
这么说，不是要贬斥民心，颂扬武力。只不过，相比对民心的神化，直视民心的意义与局限、作用与反作用，毋宁才是至理，正如相比用一些大而无当的论断总结历史，呈现并解析历史的复杂性，毋宁才是正道。
直视民心的第一义，就是弄清楚，什么是民心：民心一直代表光明，一定代表正确吗？
不必引经据典，且说一个通俗案例。燕垒生小说《天行健》及其续集《地火明夷》，对于民心，有极真切而深刻的描述。关于民心为何物，文侯甄励之对楚休红说：“……你可知道什么是这世上最难用，也是最易用，最有威力，也最无力的东西么？就是民心。所谓民心，当发动起来时威力无比。要是挑拨起来，有时可能只需一句话，他们就会义无反顾，万丈深渊也会争先恐后地跳。可是一旦挑拨起来，也就如一只出柙的怪兽，再不受控制了。”楚休红则感慨：“我发现即使我自认自己真正以民为本，一切都从民众的利益出发，还是有可能遭到民心背弃。”质言之，民心自有其运行规律，不以发动者甚至民众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无论顺应民心，还是企图驾驭民心，都有可能被其反噬。民心的恐怖之处，即如文侯所言，往往要超出人力的控制。
然而，共和国的大统制南武公子却认为“民心至愚”，民众无非是一群傻傻的绵羊，只会跟领头羊跑。这大抵代表了一些（也许是大多数）权力者对民心的看法和姿态。基于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与牧羊人的角色，他们对待民心，一是高高在上，二是从不信任，三是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当他们开始宣讲民心，不是出自对民众的尊重，更勿论以民为本，而是急需民心的功用，譬如用民心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抑或以民心为利器来反击政敌。不妨说，在民心面前，权力者大都是功利主义者。
书中还有一段关于民心的思考，发人深省。共和军举兵之后，郑昭说民心所向，当可用之，丁亨利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民心其实相当靠不住，假如民智已开，民心所向确是大势所趋；民智未开，民心却只能是权谋者的工具而已”。所谓民智未开，如生活在帝制之下的百姓，认为共和大逆不道，胆敢主张人人平等，“在他们看来，达官贵人是天上之云，百姓只是脚下之泥，二者岂有平等之理”。这等民心，如何可用？不仅不会为共和所用，反将败坏共和呢。
所以说，我们谈民心之前，需要追问一声：什么样的民心，什么样的民众？我同意丁亨利的观点，明确了民心与民智的关系，才能谈可用与否。否则，“民心可用”云云，便是一句空谈。
与此相应的一言，则是“民气可用”。这句话，在清末民初，在抗战前后，一度十分流行。义和团兴起之后，清廷曾有争论，徐桐、崇绮皆谓“民气可用”，主张与义和团合作，唯有联元泼冷水：“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可惜，认识到义和团的本质只是“匪气”的联元，虽一士谔谔，终孤掌难鸣，不幸被斩于西市。随后梁启超撰《新民说》，论及民气，指出三点：民气必与民力相待，无民力之民气，必无结果；民气必与民智相待，无民智之民气，则无价值；民气必与民德相待，无民德之民气，则不惟无利益，而更有祸害。说到底，“民气可用”的前提，得看是什么样的民气。这与“民心可用”是一个道理。
重申一下，我们谈民心，首先得洞悉民心之所指、所向，对民心的作用，不必低估，却也不可高估；进一步讲，对于民心与天下的关联性，同样不能高估，在我看来，这二者的关系，其实不在正面，而在反面，得民心未必能得天下，不得民心，必然失天下。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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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