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参加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史学年会是兴奋的，最直接的原因每年都一样，就是可以看到馆方准备的珍贵资料电影，比如去年在严阵以待的密闭空间里看到了传说中的《太阳和人》（《苦恋》，1980），比如今年的《八百壮士》（应云卫，1938）、《奋斗》（史东山，1932）等。
当然，今次最令人期待亦最教人满足的还是《天字第一号》（屠光启，1946），作为一部讲述抗战期间重庆间谍深入敌人内部的“潜伏”电影，1949年后基本上不曾见过天日，所有围绕此片的研究，都只能在外围打转，用周边信息来完成对电影的想象式解析。
观看此片的过程有点辛苦，未修复的胶片转制数字版，黑白的对比在夜景戏里近乎没有，倒叙的第一场暗杀戏，基本看不清楚，而这场戏又非常重要，是建立伪政权首脑刘默邨、身为地下工作者的应为民等关键人物的关键桥段。然而作为绝对女主角的欧阳莎菲又是令人叹服的，时年23岁的她在银幕上演活了“天字第一号”间谍、同时也是刘默邨的续弦妻子，顾盼流连之间竟是颇有后来上官云珠在《太太万岁》（桑弧，1947）扇子半遮面的妖娆，当然，大部分时间，她的表演都是有一定的模式化之嫌，那只是借今日之眼望昨日的偏见罢了。数十年后当观众尚能在TVB的《大时代》（韦家辉，1992）看到她的演出时，家国时空已成为了昨日神话。
值得一提的是，难得一见如《天字第一号》，虽然当年创下上海电影票房纪录，影片质量本身并非传说中的那样极端，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反动，亦非商业片技巧完美的超级佳制。正如同《盘丝洞》（但杜宇，1927）的“出土”令今日观众大呼上世纪20年代国片的惊艳一样，《天字第一号》以及更多可能被第一次观看的早期国片一样，可能被激赏，亦可能被贬抑，无论何种态度都自有渊源——由《中国电影发展史》奠定的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刻板印象或对早期影像的本体迷恋或其他。每一种态度背后，不是纯粹的娱乐心态，更多的是经历历史沉淀的观念博弈。
在中国电影（尤其是早期）影像本体资料全面匮乏的今日，《劳工之爱情》（张石川，1922）之前的影像面目完全不可见、“满映”及“华影”的存世影像得不到公开、收藏机构对外界无法见到的馆藏修复发掘的力度与速度未尽如人意等等，每一项议题都直接关联电影史研究、电影爱好者的观看，欧阳莎菲穿越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只是沧海一粟的表征，更多历史深处的细节有待钩沉。
1948年死于飞机失事的导演方沛霖，以音像制品或网络资源见光的作品仅有《雷雨》（1938）、《万紫千红》（1943）、《花外流莺》（1948）等，而在其长达十余年的导演生涯中，更多作品被深锁电影资料馆或拷贝遗失不可复见，关于他的生平，未有人完整记述，通过一些历史性口述以及当时报刊对其的报道，勉勉强强可以拼凑一个导演生涯的基本面貌，然而对其人其作及其对国片影坛的贡献，仍旧是一个模糊的灰影。这是关于一位曾经在沪港两地贡献出上世纪40年代最具商业价值的歌舞电影的导演，更多的电影人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在偶尔的风吹草动里与后人产生几率极低的交集。
好在对于早期影片的发现、整理与复现，无论如何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事情，在进行中的永远比一事无成要强，中国电影资料馆对于《盘丝洞》的拷贝获得、修复、放映及后续的书籍出版（关于此片的寻回与重光，《盘丝洞》有相当详尽的事前事后探讨，堪称国内同类书籍的经典范例），都完成了一个系列型的运作过程，在不断引导今天的看客回望、解读、感受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影片文本的同时，亦在印证自身对于电影史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中国电影在几无间断的战乱、毁灭中不断留存血脉、浴血重生，举步维艰的处境较之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次填补空白的进步，都当珍惜。
自然，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电影亦因应影片文本的不断向公众打开、原始周边文献的可见而逐渐形成还原历史情境的场域，面目也更为清晰，比如对于1949年前影片的制作方式、宣传方式、明星制度等方面，许多事实出乎意料。影片本身所呈现的美学思维亦需放到当时情境才能理解，比如《关云长忠义千秋》（岳枫，1940）若脱离了“孤岛”时期的抗战背景，便无法理解其呼唤救国的曲笔，而早期中国有声片中大量出现的文明戏式的台词念白，亦是特殊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这种种，值得书写的太多，纵然已经有许多相关论文，但要真正令整个当下的中国电影观众主体对此有所认识或知晓，路还长得很，几乎看不到尽头。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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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