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家比较熟悉的金本位，到曾经流行的银本位、金银复本位，加上原始的贝壳等，都属于商品本位。商品本位在人类社会本来就是普遍存在，正如货币主义学派大师弗里德曼所言：商品本位也是人类历史一种常态，“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最经常形成的一种办法是商品本位，也就是说，使用譬如像金、银、铜或铁、香烟、白兰地酒或者各种其他货物作为一些有形商品的货币。”
尽管金本位近些年往往被追忆，但它也注定是一种相对原始的货币形态，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抗通胀的利器，甚至也不一定会避免通胀，毕竟降低硬币中贵金属含量就是统治者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而消边、切割、磨损也是过去人们对金属货币常用的办法。经济学家张五常承认货币的存在可以大幅节省交易费用，同时也强调背后的利益冲突，“发行或操控货币的人会有很大的权力，尤其是这机构是一个有专利或垄断性的政府。权力可以滥用。因为节省交易费用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欺骗的行为容易出现。”
指望回归到金本位甚至商品本位来回避政府权力，这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符合历史演变规律。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商品货币不经济，商品本位本来就是一种原始而占用资源的方式，“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点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为了在诺克斯堡或一些类似的存放黄金储备的地方重理黄金，人们必须在南非从事辛苦的劳动把黄金从地下挖掘出来。实施商品本位，需要使用实际资源的必要性构成一个强烈的动机，使人们想方设法不使用这些资源而达到同样的结果。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我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就少得多。”
此外，商品本位还有一些麻烦，比如因为生产受限于自然资源，商品货品往往会导致信用匮乏的钱荒。货币种类繁多交易成本高，这在欧洲以及中国都不例外。
其实，商品本位虽然比起以物易物进步很多，但本身并非通行无阻，商品货币本来就是各种规格、成分各异的混乱种类集合，即使金银等贵金属也时常面临伪造的可能，据说斯巴达人就曾被伪造金币骗过，而中世纪炼金术的狂热也令人影响深刻。
混乱必然带来交易不便，对国际商贸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热那亚、汉堡其通货很少全由本国铸币构成，“像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铸，只能改良其铸币，未必能改良其通货。这种通货，因其本身性质极不确定，一定数额的这种通货，价值亦很不确定，故在外国，其评价必然低于其实际价值。所以，如果这种国家以这种通货兑付外国汇票，其汇兑就一定对它大为不利。这种不利的汇兑，必然使商人们吃亏。”
流动不便利显然加大了交易成本，也使得各种自行铸币甚至伪造货币滋生——补充一下，古代铸币权流落在民间并非因为某些研究者认为的自由选择，而是过去官方货币往往也做得不好，无从剔除民间防制货币，甚至良币也会被劣币驱逐，这样情况之下，即使重铸也无法改变混乱局面，“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广大贸易商从欧洲各地带回来的大量剪削磨损的外国铸币，使阿姆斯特丹通货的价值比造币厂新出良币的价值约低百分之九。在这情况下，新出的良币，往往是一经铸造出来，即被溶解，或被输出。”
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其成色甚至真伪是个问题，市场也会自动呼吁专业机构的出现，为了维持正常市场秩序，应对劣币与良币的麻烦，这些地区发展了现代银行的先驱。1609年，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一家银行，目的正是为了纠正上述的“不利情况”。根据亚当·斯密的记录，其策略是两种货币都接受，对于本国磨损货币也给予相应价值地位，“既接受外国铸币，也接受本国轻量的磨损了的铸币，除了在价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铸费和管理费，即按照国家的标准良币，计算其内在价值。在扣除此小额费用以后，所余的价值，即在银行账簿上，作为信用记入。这种信用叫做银行货币，因其所代表的货币，恰好按照造币厂标准，故常有同一的真实价值，而其内在价值又大于通用货币。”
这是历史的一个因缘巧合，作为世界首家公共银行，它诞生于商业繁荣的阿姆斯特丹并非偶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甄别成百上千种货币的价值，确立货币的标准。
注：本文为作者货币历史系列评论之一，作者即将出版《印钞者》，微信公号《经济人》（econhomo）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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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