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次“金穗四融 诺奖学者丝路行”的演讲嘉宾，在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皮萨里德斯抵达甘肃兰州、建言“一带一路”之前，四位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率先发声。
不同于皮萨里德斯搜寻与匹配理论的精巧性，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对中国经济的解读更为朴素与具体，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永远不会过时”，具体到“一带一路”下甘肃自身的发展，钟伟给出的建议异常中肯：“甘肃经济要怎么发展，并不在于什么顶层设计。甘肃要怎么利用自身的优势将其市场化，这应该是企业家思考的问题。”
相较于钟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更关注中国经济的宏观面。针对10月24日央行再次“双降”，连平认为“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CPI处于低位，而PPI的负值又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政策和货币政策均需要进一步的发力”。连平预测，中国只有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才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兰州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高新才和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文发集团投资总监陈芳平，则分别针对西部高校联盟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张掖模式”打造甘肃文化上市公司，给出了具体建议。
钟伟：警惕“一带一路”研究“假大空”
时代周报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北京师范大学的钟伟教授，34岁时就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导。论及中国经济，钟伟有一般经济学家难以企及的锐气，从国企改革的关键到中国高铁、核电的“走出去”，钟伟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另一方面，钟伟又显得异常“保守”，比如，对中国经济如何转型，他认为没有比“摸着石头过河”更好、更切合中国实际的做法了。
深改落地慢于市场预期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U形调整，未来三年，将呈向上趋势”。你预计U形调整将持续多长时间？
钟伟：如果是10年、20年，做一个U形调整的猜测是可以的，但如果只是看2016、2017年，右边的U就起不来，可能是L形的。
目前的投资跟过去高峰期的投资差不多打个对折。从实体经济也就是工业增加值来看，增幅也是跟高峰期打个对折，三分之一的实体企业和20%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复存在。就消费来讲，可能下行得相对少一点，但由于消费当中最大的两块即房地产、汽车以及相关消费不再是带动消费的领军产品，所以消费只是平稳状态。
本来我们期待从下半年开始，国资改革、垄断行业放开等深改措施能够有些进展，这样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也许能够看到一点见底的迹象，但现在看来进展不大。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够秉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子，也许会出现“可控、但不可避免的深度调整”。
时代周报：2015年迎来国企改革的新高潮，有分析师认为，股市“改革牛”还会再站起来。但你早就说过：改革牛纯属虚构。国企改革的关键在哪里？
钟伟：关于国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问题，看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国有资产是不是“卖”？如果国企和国有资产要做大、做多但坚决不给私人部门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改革的意义就很小。
第二点，如果国企舍不得卖，那能不能“放”？国企所处的银行、石油石化、高铁等行业部门的垄断能不能打开？如果允许外资和民资进入目前国企重点布局的领域里来，也是好的。
如果既不考虑“卖”，也不考虑“放”，就要考虑第三个问题：怎么“管”？到底是党委凌驾于董事会，董事会凌驾于职业经理人之上，还是更多地吸收西方国家或者其他经济体已有的成熟经验？也就是说，要让行政权力仅仅局限于战略决策，但是职业经理人队伍要用市场化的方法进行改革，例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GIC模式等。
如果最后国企改革把党委、董事会跟职业经理人完全搅和在一块儿，对职业经理人不尊重的话，这种“改”也没什么意思。
目前还看不到国资改革的方案当中有涉及“卖”“放”“管”的部分，所以现在落地方案和市场预期的方案之间仍有巨大落差。国企的规模、国有资产的规模应该适当收缩，才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的确定性作用。
时代周报：深化市场化改革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效果，国企不做大做强，是否会影响经济稳增长的目标？
钟伟：稳增长的措施有时候是必要的，但现在看来，稳增长的措施再全力推行下去，可能会影响到结构调整。比如说，上一轮对实体经济的稳增长，那个4万亿现在带来很大争议。再比如说，目前对虚拟经济的稳增长做法是用2万亿来救市，但这也没有给股票市场带来稳定。基于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容易陷于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
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时代周报：有人评价现在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没有了，经济转型更为复杂，需要顶层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钟伟：西方有一个实验心理学的结论：一个专业研究人员对一个普通民众而言，肯定在智力和能力方面有优势，但是一大群专业人员对一大群普通民众而言，对未来的意见没有优势。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永远是中国改革应该采取的措施。
顶层设计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如果顶层设计永远有效，那么由少部分具有高度智慧的精英设计出来的计划体制就行之有效了。我们以前争论过所谓可计算的计划经济或可计算的市场经济—依赖高度智力发达的少数人和运算能力超强的计算机—我们能不能让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可计算，然后再做决策设计？这种尝试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当然是失败的。
市场经济的本义就是要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从自己对市场、对创新、对盈利的不同理解出发，在市场当中打拼，有成功、有失败，最终推动整个市场改革向前发展。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比“摸着石头过河”更好、更切合中国实际的做法。
理性看待核电与高铁“走出去”
时代周报：HS2高铁项目是此次习近平访英行程的重头戏，今年4月，南北车合并前的中国南车宣布竞标英国HS2高铁项目，5月在伦敦成立子公司，这是否打破了你之前所说的“中国高铁是好东西，恨英雄无用武之地”？
钟伟：有的人可能会说，高铁走出去，核电站走出去就是产业转型，不是的。中国的高铁、核电站走到西方国家，并不意味着高铁、核电站的技术在原有的国内水平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比如说高铁的时速更高了、系统可靠性更强了，或者核电站的水平从现在的三代半升级到四代、五代了。现在最多是把我们在国内做成的事推到国外去，这个是产能的扩张，不是升级。
同时，我们对产业向外转也必须抱非常理性的态度。比如说中国高铁走出去：第一，高铁在中国主要是用于客运而不是用于货运，但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点可能不在客运而在于货运；第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来说，他们日夜期盼的可能不是时速三四百公里的高铁，而是普通的等级公路，比如时速在60-80公里之间、造价低廉的铁路，以及比较好的水力或者火力发电站，清洁的水资源供应等。也就是说，当这些国家处于一个低支付能力的工业化早期时，高铁在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缺口。
核电站也是一样，中国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跟法国、美国相比还有比较大的落差，走到英国去，很有可能是因为英国对核电站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中国是带着钱过去给人家修核电站，而且要符合当地的技术标准。当然，这有突破性的意义，但如果是英国人自己掏钱，那么核电站的招投标还会不会落到中国人的头上？
时代周报：你曾评价“一带一路”是一实一虚：一带是实，一路是虚。在此前提下，甘肃等西部省份具体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钟伟：“一带一路”对中国和区域的经济增长当然有一定作用。从历史上来看，宋代之前，我们依赖的主要是陆地的丝绸之路，宋代以后，泉州、张家港等中国的南部地区开始了海上的丝绸之路，这是“一带一路”总体的历史沿革。现在来看，欧亚大陆桥这一块，中国和独联体国家、欧洲国家的货物运输、经济合作还是会给内地的省份带来一些机会。
不过，目前国内智库或者官方推出的“一带一路”研究，越来越有“假大空”的味道，以前说的“一带一路”是南亚、东亚或者是欧亚大陆桥等地理概念，我们现在官方说的“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跟地域的概念没关系，那请问“一带一路”是个什么概念？现在又说“一带一路”跟产业转型相关，那产业转型怎么转？
甘肃是一个三线建设比较早，所以自然资源也枯竭得比较早的省份，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来讲，甘肃的腾挪空间并不大。相对来说，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也好一点。西部各个省份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甘肃经济要怎么发展，终归来讲并不在于什么顶层设计。甘肃要怎么利用自身的优势，把自己市场化，这才是题中要义。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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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