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一个变革时代的经验主义者

2015年10月9日，百岁老人杜润生走了，他的传说却并没有结束。平日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说起他，此刻都不乏尊重地称一声“杜老”。

随着新闻效应，大众开始重新温习这位老人的功绩。杜润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对中国农村经济以及土地政策影响甚深。

我生也晚，作为80后没有能够亲炙杜老风范，更错过目睹他80年代在时代舞台诸多光彩的机会。在杜老的晚年岁月，也一直没有采访他，据说他的呼吸道有些问题，不少交流依赖纸笔，最后几年多在医院。

但是，有一个关于杜润生的细节却对我影响深刻。几年前与一位经济学家闲聊，他并不算杜润生的门生，但席间谈起他在80年代参加过杜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时隔多年他仍旧非常激动。杜润生具体说了什么他已经忘记，但是“杜老”潇洒而去的背影令他毕生难忘，此时此刻，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恍惚还是那个听讲座的少年。

我之所以提及这个小细节，也是因为比起媒体罗列杜老门下弟子“2正国级3部级1上将”的显赫级别以及门生弟子的深情回忆之外，我觉得这个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或许更能说明杜润生这一符号意味着什么——圆融宽容，普通如一个偶然路过的学生，也可以感受其人格魅力，这一特点甚至盖过他的具体理念以及政策声音，可以说颇具“润物细无声”的古风。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杜氏风格不仅表现在著名的“75号文件”之中，表现在各类政治博弈之中，更表现在他的人生格局以及为人处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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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古，1913年生人，原名杜德，16岁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随后来到北京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杜润生晚年回忆自己出生在破产富农家庭，“家乡有很多人经商。民国初期，我亲眼目睹了晋商的消亡”。根据家人回忆，杜润生曾自嘲太古出了三个名人，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孔祥熙，“还有一个便是我老杜”。

杜润生在19岁就参加了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都属于中共外围的群众组织。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亲历者。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太行山根据地活动，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等职。按照参加革命年岁来算，杜润生算得上是老资格，早在抗战时期就与薄一波并列为晋鲁豫两大“才子”，虽然“文革”之中遭遇批判险被“发配”南方，幸而“大学生”的身份将其留在北京，有机会继续在翻云覆雨的政治中心作为旁观者思考审视中国的变化。

关于杜润生在1949年之前的工作，他自己的记录并不算多。但是不难看出，当年的杜润生身怀新民主主义理想，多次谈及《共同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指在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但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主要政治主张。杜润生晚年还多次重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点： “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这一理念多少贯彻了杜润生一生，晚年也念念不忘。不过1949年以后的形势变化，也导致他的个人命运随之浮沉。

1949年拿下北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如此重要时刻的会议，也决定未来的战略：会议决定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当时刚刚成立的华中局首要工作之一就是传达全会精神，时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的是邓子恢，杜润生担任秘书长，而时任华中局书记的林彪正从北平南下抵达河南商丘。这是杜润生第一次与林彪见面。杜润生回忆，一天晚饭后，林彪拉他出去散步，“夕阳斜照，我们沿着黄河大堤信步走去”。散步当中林彪问大家对七届二中全会的反映，杜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仍旧不忘农村：“我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不知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含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带动乡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后以城市带动乡村，但问题在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农村还遗留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完成，似乎不宜拖后。”

在林彪看来，这是首先让哪只脚先迈出的问题，而杜润生也觉得林彪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及时。这是杜润生自述的开篇，不仅暗示他人生的起承转合都离不开农村问题，也显示出他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盲从权威的人。从此，从地方到中央，杜润生也与中国农村问题紧密联系，从土改到农村合作化，从集体经济到家庭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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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杜润生个人则因此上调北京，随后也因此去职。

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路也发生了变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此时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在50年代初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杜润生随之担任秘书长。杜润生认为1953年中国大变化是两个革命的转变，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原本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被规定为15年或者更长，但是后来这个提法被淡化了，提前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从1953年末到1956年末，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在这场暴风骤雨似的改造过程中，对于基层了解比较多的杜润生和邓子恢并没有完全跟上大干特干的形势。在1953年，杜润生甚至与代表中央领导人意见的陈伯达发生争论，陈伯达认为应该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则表示这不成了“劳动营”，由此陈伯达认为杜润生比较“右”。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曾经对杜润生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

到了1955年初，毛泽东声称“一个农村社会主义的风暴就要到来”，批评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为此邓子恢、杜润生都做了检查，随后中央农工部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杜润生也因此被解除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入中国科学院。

政治推动之下，农村合作化步伐大为提速，“在这之前，全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内，剩下的80%多的农民一涌入社，从1953年起，原来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随之而来的系列运动更是席卷全国，如此激进的步伐之后，是悲剧性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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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杜润生始终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念念不忘。作为旁观者，他进行了系列反思，看得也更为清楚。杜润生在反思土改以及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问题时，曾经表示这一方面源自农民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面，则是政治高压的影响，农民只得随“大流”，“你入社、我也入社，你造假、我也造假，你浮夸、我也浮夸……可怕的大饥荒终于发生。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数字并未得到官方认可——编者注）”

回头思考自己与毛泽东的分歧，杜润生认为从表面看争论的焦点好像是速度快慢问题，实质则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分歧。“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主张照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另一方是毛泽东主张，在夺取政权之后，先尽快改变所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跳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定战略部署。历史证明是跳不过去的，即使跳过去，也会退回来。一个社会制度，当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争论的结果自然是邓子恢与杜润生“靠边站”，中国进入剧烈动荡的政治运动期，但是农村问题并没有因此消解。也正因此，杜润生指出，“缺乏积极性”问题一直伴随了集体化的始终，农民施行了形形色色的“反行为”，把集体经济架空，以致最终不得不实行改革。在旁观的期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于是他逐渐认识到包产到户有利于培养农民独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发展个人的社会交往，为新的联合创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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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曲折反复的，经济逻辑和个人理性最终会超越政治限制。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重大事件，今天改革叙事往往把包产到户的起源说成是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其实当时这种情况全国都有，而且在“文革”期间也一直存在。对此中央内部也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即使在三中全会之后也充满争议，很多受意识形态影响多年的老干部觉得承认包产到户是不要社会主义，在激烈辩论中甚至有“阳关道与独木桥”之说。

杜润生的说服能力再次体现。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杜润生在“文革”后被“解放”，期间有两年没有恢复工作，直到重归“农口”工作。他此时已经67岁了，他的老搭档邓子恢在“文革”中含冤逝世。重新开始工作的杜润生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巧妙地促成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

杜润生在文件中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段话“可以……可以……也可以”的逻辑面面俱到，让人无法反驳，也照顾了双方观点，最终让原本不肯妥协的双方为包产到户打开了一个妥协的口子。

随后故事众所周知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进展，最终包产到户得到正名，之后多个“一号文件”也顺利出台。杜润生带领他的年轻人，在80年代为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改革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

我之所以再次强调杜润生在50年代的遭遇，一方面是因为关于80年代的成就已经众所周知，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没有50年代的磨炼以及随后的反思，杜润生很难有80年代的成就，可以说杜润生人生最大的一次考验首先发生在50年代。在举国狂热之中，他以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做出了与时代相悖的判断，虽然这一选择让他因此远离权力，却最终保全了他的思想自由以及个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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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杜润生102年的人生，其轨迹几起几落。他们这代人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今日中国离他们的预想还有多远？而实现这些梦想，又需要多少努力？

2003年7月28日，杜老90岁生日之际，他曾经表示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如何能够在本世纪的中期，转移出去两亿左右的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是，最好建立农民协会。”

目前看来，这两个愿望其实都没有完全实现。不少人认为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但是现在农民工是否在城市中得到完全的市民地位还有待商榷，土地问题仍旧是中国急速城市化中的重大隐忧，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仍旧争论不休；至于第二个问题，杜润生曾经在80年中期向邓小平提出，邓小平当时曾经表示过了三年再提，如果大家都同意就批准，有谁知道时代风云变化，一切雨打风吹去。

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一心结，杜老晚年仍旧念念不忘，不仅在公开讲话中多次提起，甚至直到98岁还念兹在兹。根据杜老身边人回忆，当时杜老身体状况已经不佳，有次山西的某单位想让杜老题词，商量后准备让他写“关注农民”四个字，但是杜老写完之后还加上一句“先组织农民协会”，再签上自己的名字。

如何评价杜润生以及他们这代人，将是一个历史课题。这批人中开明者，往往被称为“两头真”人物，即“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他们的观念某种意义上颇为朴素，某些地方甚至不失简陋与局限，例如，杜老因为个人遭遇，对于新民主主义念念不忘，这一观点见仁见智。也正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理解杜润生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对于信仰乃至农民的朴素情感（我们看过太多抱着善良愿望造成巨大危害的结果），更在于他一以贯之的经验主义——他一方面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另一方面也敢于怀疑政治权威，正是因为抱着宽容以及试一试的态度。他在多次风云突变的政治浪潮之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也坚持让诸多不可能在变革时代变为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位置做出合适的贡献。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人们今天还在怀念杜润生，不仅仅在于杜润生及其门生的理念，更在于他代表了一个曾经包容诸多思想的80年代，那个年代让很多年轻人得到创新、建言的历史机遇，最典型的代表是“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学者朱嘉明曾表示80年代改革全面开始，人才短缺，不再以家庭出身作为提拔标准，这些学经济的青年人，确实得到了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

“三所一会”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农家子弟。其中，杜润生麾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坐落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一直有“9号院的年轻人”之说，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林毅夫、陈锡文、温铁军、王小强、张木生等人都曾在这里出现过。

坊间流传这么一个传说：杜老淡出政坛之后，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上，一位杜润生弟子发言引得领导不悦，讥讽道“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前者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骄傲的称号。”这一传说细节或有出入，但是大体反映了那个群体的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今天来看，即使“三所一会”的圈子人物观点有左有右，人生道路也大不相同，但是彼此的认同大多是基于价值观与情怀（即使这种价值观与情怀本身也值得反思），而不是地位与成就，因此外界对于知名经济学家弟子级别大加关注，实在有些舍本逐末。

直到如今，杜老门生道路观点各异，一方面可以看出杜润生当年的宽容姿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问题的日新月异以及复杂多变。怀念杜润生，不应该止步于杜润生的理念以及他的时代，更应该铭记杜润生的姿态，无论对于农民、改革还是异端。

杜润生在90岁那年，曾经玩笑似的把自己的长寿原因归为两条：“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终其一生，杜润生自认不是改革家，只是个改革者，他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如今，改革尚未完成，改革者仍需努力前行。

本文参考杜润生著作以及采访，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微信公号《经济人》（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