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国内最大的争议在于劳工问题。工会担心自贸协定会带来华工的大量涌入，冲击澳洲本土的就业机会与薪资水平。以工会为主要基础的澳大利亚工党，身处联邦反对党的角色，因此对中澳自贸协定多有杯葛。
不可否认，争议与分歧的确存在，且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如澳大利亚前总理、执政的自由党前党魁托尼·阿博特，曾痛斥工党攻击中澳自贸是“种族主义”；自由党政府近期更是花费数百万澳元推出力挺中澳自贸的电视广告，广告中甚至毫不掩饰地抨击反自贸的工会是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者，是怪物。凡此种种，都令关心中澳自贸的人士，担心中澳自贸协定的前途。
澳式政党政治
其实，在纷乱的表象之下，是澳洲政坛的主流博弈。我们必须回到最为根本的层面：那就是澳洲的政党政治。
在当前澳大利亚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三个政党，大致代表着三个阶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一部澳洲政党史，就是这三个阶层在宪政框架下的博弈史。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工党” ，主要代表劳工利益，确切地说，是代表工会利益。这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澳大利亚政党，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其主要的政治基础在于工会。这也是力量最为强大的政党，其竞争对手往往要结为联盟才能与其抗衡。
第二个是“澳大利亚自由党” ，主要代表工商界利益。自由党成立于1945年，远较工党年轻，但其传承则可追溯至早期与工党对抗的两个政治派别：“保护关税派” 与“自由贸易派”。这两派为了对付工党，在1909年联合成立了“联邦自由党”。1917年，联邦自由党联合了几位从工党分离出来的异见分子，改建为“澳大利亚国民党”；1931年再度和其他工党异见分子联合，改建为“澳大利亚联合党”。联合党在1945年解散，其主要偏右翼政党地位由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继承。
第三个是“澳大利亚国家党”，代表农场主利益。该党建立于1920年，最早名称是“澳大利亚乡村党” 。
自1931年开始，自由党的前身联合党就开始与国家党结为同盟，共同应对工党。至今，自由党与国家党依然是联盟关系，当地不少华人则习惯称为“联盟党”——当然，这是多党联盟，而非一个政党。
澳大利亚的政党轮替，基本在工党与联盟党之间进行，类似美国的自由党与民主党。不过，与美国的两大党不同，澳洲政党的阶级属性相对更为鲜明和突出。在国家治理方面，简单而言，工党更为注重“分蛋糕”，澳洲的很多福利措施都是工党执政时推出的；而联盟党则更为注重“做蛋糕”，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超过对福利分配的重视。
澳大利亚的政党制衡体现得相当有特色，那就是“半执政、半在野”：目前联邦政府由联盟党执政，但8个地方政府则由双方均分，联盟党在新南威尔士、西澳、塔斯马尼亚3州及北领地执政，工党则在维多利亚、南澳、昆士兰3州及首都区执政。这样“半执政、半在野”的布局，也令任何一方都必须顾及自己的政治立场：既要考虑执政的需要，又要顾及在野的诉求，一般不大容易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极端倾向。在这轮针对中澳自贸的杯葛中，工党所表现出的巨大内部分歧，正是这种“半执政、半在野”的澳洲特色，在组织内部激发出的定位分歧。
劳工问题与中澳自贸
围绕中澳自贸谈判所产生的分歧甚至对立，正是澳洲特色的政党政治的博弈。
中澳自贸谈判，始于2005年，那时执政的是霍华德领导的联盟党政府。2007年，工党在陆克文率领下，赢得大选，也接过了中澳自贸的谈判。自此到2013年，工党执政6年，但中澳自贸谈判一直难有进展，其主要障碍是工党政府无法突破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国有企业，二是劳工问题，后者尤其是重点。
澳大利亚的劳工成本，高居亚太地区之首，不仅超过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甚至比美国也高出一截。 2013年年中，澳大利亚政党轮替前夕，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全球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至2012年10年间，澳大利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上涨幅度为3.25%，是上一个10年（1.4%）的两倍有余，劳动力支出成本的增速远高于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差距位列10大西方经济体之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上涨幅度为2.6%，美国、法国和韩国均为1.9%。而日本甚至出现负增长，仅为-1.7%。经合组织成员国单位劳动力成本10年平均增长率则为1.6%，不足澳洲的1/2。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澳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但是，劳动力成本事关劳工阶层的无数个体的切身利益。在选举政治下，试图对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进行任何制约，都将是政治上的冒险行为，尤其是依赖劳工阶层选票的工党。“咱们工人有力量”，确切地说，“咱们工会有力量”，如果失去了工会的支持，对于工党尤其是工党的政治家们而言，无疑是政治自杀。
于是，对于执政时期的工党而言，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壁垒，阻滞了经济的发展，令外来投资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减速、经济结构调整等给执政者带来的巨大压力。工党先天的阶级属性，与其执政的“当家人”压力，给工党摆下如何平衡的难题，这不仅涉及效率与公平，也涉及如何兼顾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澳自贸谈判的长期停滞，与工党自身的纠结处境，有着极大的关系。
相对而言，联盟党在这方面就没有如此多的政治包袱。2013年，联盟党赢得大选、实现政党轮替，中澳自贸谈判的进度大大加快。这背后，除了联盟党本身有着“做蛋糕”倾向之外，也受制于澳大利亚所面临的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
矿业已经难以继续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加快发展农业将成为切实可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却一直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基础设施不足，无论是通往农产品生产地的公路、铁路，还是通向国际市场的港口及仓储设施等，都严重滞后，而依靠本土投资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基建。二是自贸协定的缺位，尤其与最大市场中国的自贸协定的缺位，导致农产品在关税壁垒前无法与主要竞争对手抗衡。如竞争对手之一的新西兰，因与中国早已落实自贸协定，其红利之一就是农产品零关税出口中国。三是同样因为自贸协定的缺位，导致有意向来澳投资农业、开发农地的华资企业，因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关税成本等因素而却步。流通成本、关税成本、劳动力成本，成为压迫澳大利亚农业的三座大山，而解决之路只有尽快签订中澳自贸协定。
联盟党政府对中澳自贸协定的推进十分重视，前总理阿博特经常亲自过问，而主导此事的投资贸易部长安德鲁·罗伯，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出身于农场主家庭，且担任过“全国农民联合会”和“澳大利亚畜牧协会”的总裁，也曾经在一些大型公司担任高管，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
在联盟党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澳自贸谈判得到很大提速，关键就是在两方面得到了突破：
其一，是降低了投资审核门槛。中国企业投资澳洲“非敏感领域”，必须接受澳大利亚政府“外国投资审核局”（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的审核，而启动审核的最低投资额，原先是2.48亿澳元，自贸协定将其提高到10.78亿澳元，大大简化了中国投资人的手续。这一标准，给予中国与其盟国美国、新西兰同等的待遇。
其二，是对于在澳投资额1.5亿澳元以上的中国企业，在劳工引进方面给予便利，由澳大利亚移民部与项目公司就个案进行磋商，以移民部与项目公司的合约形式执行，给中方劳工发放为期4年的“临时技术工签证”（457签证类别）。并且，这一设立安排没有“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测试要求”——按这一测试要求，需首先证明该工作岗位难以在澳大利亚本土找到合适应聘者。
这两条虽然是中澳自贸谈判的重大突破，但并非是对中国的特别让步，而仅仅是让中国享受了其他国家的同样待遇。正因此，当工党挑剔中澳自贸的劳工安排条款时，前总理阿博特才会在国会怒斥工党涉嫌种族歧视，因为工党此前并未杯葛与其他国家自贸协定中的相同条款。
杯葛的动机
自贸协定中的劳工问题容易在澳大利亚引发关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法体系下，外来劳工只要符合了语言、技能、品行等相关条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直接申请移民。劳工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准移民”，这是比冲击就业机会、薪资水平更为深远的影响。如此，劳工引进的政策就势必要受制于移民引进的政策，难以放手引进劳工。这种做法，与中东国家讲外劳引进与移民完全分离的做法截然不同。
在基于劳工条款而发起对中澳自贸协定的杯葛后，工党给自己造成被动的是两点：
一、与自贸协定下劳工引进相关的457签证类别，自1996年由联盟党政府推出，原先签证类别名称为“临时商务签证”，并不授予劳工，而主要授予工商业者。恰恰是在工党执政的2012年，工党政府将签证类别名称改为“临时技术工签证”，扩大了对象，并放宽了签证持有者转为永久居民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工党并不反对引进劳工，但何以单单要反对中澳自贸中的劳工条款呢？
联邦移民部助理部长卡什则指出，2012年至2013年的工党吉拉德政府时期，有超过12.6万名海外劳工被授予457技术移民签证。该数据是457签证项目被引入近20年来，来澳海外劳工的最高值。而媒体更是曝出，在如今激烈反对457签证的工会内部，也有以高薪聘请的持457签证的外来劳工，主要来自英美。
二、工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对于两大政党而言，澳洲政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半执政、半在野”，工党虽然在联邦政府层面是在野党，但在包括维多利亚州在内的半数州政府，却是执政党。这些州的工党州长，如维多利亚州州长Daniel Andrews、南澳州长Jay Weatherill，都公开力挺中澳自贸，这不仅暴露出了工党中央与地方的分歧，也暴露出了其在野与执政矛盾定位的尴尬。随后，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党魁、影子州长Luke Foley也紧跟其执政同僚，支持中澳自贸。工党的元老级资深政治家、前总理霍克及前外交部长卡尔，分别警告工党不可阻碍中澳自贸，力挺中澳自贸。卡尔认为，中澳自贸协定不仅不会影响澳洲劳工利益，反而能拉动就业机会。这种超越党派的中立、理性声音，在得到政府和工商界欢迎的同时，也令工党遭遇尴尬。
其实，以我的观察与理解，工党中央未必是真的反对、或试图推翻中澳自贸协定。其理由是：
一、中澳自贸本是工党执政期间启动，且在此前澳洲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协定中，工党从未进行如此激烈的反对。
二、工党在本届议会中，并不占据优势，参议院76席中仅有25席，众议院150席中仅有55席。联盟党却分别有33席和90席。
三、工党内部对此有巨大分歧。
那么工党中央为何对中澳自贸协定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对抗呢？一方面，固然有着不能不对工会有所交待的苦衷；另一方面，应该也有为明年大选提前预热的策略考量。如今执政的联盟党政府是2013年9月通过政党轮替上台的，根据澳洲法律，最晚在明年下半年就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大选。在大选之前，中澳自贸协定恰恰是最能吸引选民关注的议题之一，工党此时有所动作，应该是着眼于巩固基本盘。
不过，在操作层面上，工党这次对中澳自贸的杯葛，还有相当多欠精细之处值得改进，主要是：
一、用力过猛，上来就摆出拆台的架势、或至少被大多数舆论理解为拆台的架势，既欠缺理性，也欠缺风度，反而激起了包括其地方党魁在内的普遍惊慌；
二、其所切入的劳工问题，大可不必放到自贸协定这样的国际条约框架下运作，面广线长，风险与成本不可控，而应集中到移民法具体条款修订的国内法博弈上，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率。
两相比较，工党为大选预热所得的收获，未必大于操切行事所付出的代价，为不确定的收益，而付出了确定的高额代价，无论如何，这次运作是亏损的。若再考虑到其本心应非推翻中澳自贸既有谈判成果，工党在政治的技术操盘上的确过于粗糙、急躁了。
亡羊补牢，针对中澳自贸协定，工党如今应该做的或许是：
顺应党内实力派的呼声，对中澳自贸协定展示其支持的本色态度，同时应指出该协定在澳洲国内细化落实尚有许多未竟工作，多在细化落实上喊口号、提建议，既可展示胸怀，也依然可以赢得民意；
将劳工问题限制在国内移民法的修订完善层面，如此既可避免无谓地引发与联盟党的政争、甚至党内政争，更可避免无谓地引起与工商界乃至中国的对立。倘若中国真的抽身而去，中澳自贸协定夭折在临门一脚，工党自问能否承受其严重后果？
明年即将大选，迄今的民调显示工党领先，可能实现政党轮替，此时必须给自己执政留足后路：不反对中澳自贸，即可得自贸红利；多在细化落实上下功夫，则可在将来有不利情况时，将中澳自贸协定的签订者联盟党推在前面遮风挡雨……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