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志 “陪都之父”康心如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内称：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坚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自为西南建设之中心。”为顺应民意，遂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

“陪都”重庆，举世皆知。但未必有多少人清楚，率先提出该动议的人，乃是一位传奇金融家，他就是康心如，战时重庆最大商业银行——美丰银行的主要创办人。

科班“泥水匠”

康心如祖籍陕西，长于成都，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科，加入过同盟会。学成归国后，投身银行界，曾任四川省金库经理。后到沪、京谋求更大发展，却不甚顺利，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务局当了个小小佥事（类似于科长，当年鲁迅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有时一年只能领三个月薪水，不得不设法另谋生路。

1921年，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京，欲联络外商回渝合资开办银行，因邓、康两家是世交，他就住在康心如家中。恰巧美资上海美丰银行的总经理雷文，也派代表来京开拓业务，跟康心如及聚兴诚银行（总部在重庆）北京分行经理联系。康趁机牵线，撮合了两位老板的“如雷会”，双方几度商谈，决定设立重庆美丰银行。

邓老板虽然有钱，却是个不懂跟洋人打交道的“土豪”，康心如留过洋，经济科班出身，又干过银行，且彼此知根知底，当然是最佳拍档。于是，邓慷慨赠送12000元干股给囊中羞涩的康心如，拉上他一起，跟雷文在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签约，成立注册资本25万银元（美股52%，华股48%）的重庆美丰银行。雷文任总经理，另一位美国人任经理，邓、康二人任协理（副经理）。

可是，美丰银行1922年4月在重庆新街口开业后，声势虽大，年终结算下来却亏损了3000多元。究其原因，一来美商不谙本地商情，一切按美式银行规矩“公事公办”，对讲究人面交情的渝帮商人缺乏吸引力；二来邓芝如对美籍经理的跋扈作风很看不惯，又没有聘用自己人的权力，彼此时常发生争吵，康心如每每充当和事老，反而跟邓之间出现了裂痕。闹了几年别扭后，终于以康心如典卖成都祖产清还12000元干股款，邓芝如退出了事。

康心如人如其名，心如止水，处世圆融，重庆商界戏称之为“泥水匠”，意即擅长折中调和，平顺抹光。他兢兢业业，与美方股东及经理周旋合作，又利用美资招牌，将重庆海关、邮局及各大洋行的汇兑业务牢牢抓住，存放款额及利润逐年稳步上升。美丰声望蒸蒸日上的同时，其大部分实权，也落入康心如手中。

从地方到中央

1926年9月5日，英兵舰炮轰万县，酿成“九五惨案”，引发川人反帝浪潮，川省各国侨民纷纷撤离，美丰银行的美籍经理也打算封存现金及库房，走为上着。康心如闻讯，急忙通过美丰一华资股东的关系找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晓以“美丰倒闭将扰乱金融”之利害。得到刘湘认可后，随即动员军、商两界富人组织“财团”，集资现洋13万元，从只顾早早脱身的美国人手中，购买全部美资股份。美丰银行，摇身变为纯粹的华资银行。

刘湘是个公开主张“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有利”的开明军阀。故此后十来年，康心如在刘湘的羽翼之下，继续做大美丰，为稳固刘湘治下的财政经济出力不小，以至重庆商界传言“钱帮盘货帮，康心如盘刘湘”（盘即盘算）。

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美丰连续增资三次，总资本从25万元跃升到300万元。康心如及其兄弟在美丰的股份（约占40%）加上其余个人资产，1937年时不下10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他也顺理成章，在那一年当选重庆银行公会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国民党元老兼老同盟会员邵力子、于右任，都是康心如当年奔走沪、京时的旧相识，于右任还是陕西老乡，他们干脆住进了重庆康公馆。巧的是，“孔财神”的亲信秘书张平群，又是康心如弟弟的女婿。中央银行总行迁渝之初，无处安顿，曾借新街口美丰银行五楼办公，后因机构扩大，人员增多，才另觅道门口新址建总行大楼。有了这几层亲密关系，康心如的人脉圈一举“从地方到中央”，1940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康心如能当上议长，且连任两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正是在这个位子上，他率先提出了定重庆为“陪都”的倡议，并由此先后两次“晋见”蒋介石。接下来几年，在重庆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膨胀潮中，美丰银行能匹马领先，傲视群雄，谁又能说不是得益于康心如中外、官商通吃的江湖地位与过人“财智”？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部分内容参考《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工商人物志》及《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