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董事长兼CEO刘强东“大婚”的消息引爆公众关注热潮的同时，此前其签署的一份为期10年的薪酬计划也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这份计划规定：刘强东每年只拿1元现金形式底薪和零元现金形式奖金。

在感叹奶茶妹妹的“为爱痴狂”的同时，也不得不说刘强东或是京东董事会的精明，在财富保障机制方面的谨慎。而形成对比的是协同通信，该公司主席的“婚变”及“前夫人”的砸盘抛售使股价急速暴跌。

两件事情之所以被相提并论，是由于两者背后都隐含了家族信托的“秘密”，而两家企业的一悲一喜，也更加彰显了家族信托的重要性。只不过遗憾的是，家族信托虽然在海外运行过百年，在国内却仍处于启蒙阶段。

财富“防火墙”

不同于一般的信托产品，家族信托更像是一种保护机制，让家族财富甚至企业运营免于不确定性的冲击。

龙湖地产主席吴亚军与前夫的离婚涉及764亿港元市值的公司、577亿港元的身家，却并未出现股权相争的纠纷，避免了由于企业家的个人危机而导致企业分崩离析的惯常悲剧。

而命运迥然的协同通信，则对企业“疏于保护”。7月2日，该公司主席王浙安与妻子倪蕴姿离婚，并向后者转让10亿股公司股份。由此，王浙安的持股比例从34.6%降至19.08%。此后，公司股价暴跌，跌幅一度达66%，以股价0.15港元的最低时计算，公司市值最多蒸发超过20亿港元。

而同样遭遇“婚变”不利消息，龙湖地产股价只经历了两天的小幅下滑，便接连回升到事件前的水平。

原因正如当时龙湖地产发言人所说，自龙湖上市起，吴亚军和蔡奎的股权就一直分属两个信托持有，且蔡奎从未在公司担任职务，因此离婚一事不涉及股权变动，对公司的运营也没有影响。

“在离婚案件中，因夫妻双方持股而引起的夫妻共同股权分割影响波及到社会、经济、法律、家庭等诸多方面，股权分割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产生‘蝴蝶效应’。”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齐晶晶指出。

当然，这种案例也并不少见。比如土豆网创始人王微与前妻的离婚诉讼案，发生在土豆网美国申请上市的节骨眼上。虽然最终双方以700万美元“和解”，但是土豆网元气大伤，错过了上市最佳的“时间窗口”后一路走衰，最终与老对手优酷合并、退市，王微也不得不黯然离场。同样悲剧也发生在赶集网身上，也造成了其上市计划的搁浅。

“计划上市的企业更应该提早设立家族信托，一则可以明晰股权，避免未来可能的股权拉锯，另一个就是实现合理避税。”香港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宁财女表示，这个效果在企业上市后身价倍增的刘强东身上体现得最为直接，京东上市当天，刘强东卖出13900360股股票，假设以19美元的招股价出售，不计算成本的话，那么获利是2.6亿美元。“如果通过BVI公司持股或是个人持股，这笔收入的增值税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组对比，颇值玩味。2014年，年仅24岁的中国女孩纪凯婷通过不同的公司及家族信托持有龙光地产85%的股权，成为胡润富豪榜最年轻的富豪。其父龙光地产的实际控制人纪海鹏，由于是中国公民，按有关法规，其成立的离岸公司必须向中国政府汇报，公司分红也要缴税，而2012年起拿到香港身份证的纪凯婷拥有的离岸公司则无须向中国政府报告，公司分红也不必缴税。

然而即便如此，国内大多数财富人群依然对家族信托兴趣寥寥。“中国大多数富豪还处于‘创富’的惯性之下。”中信信托家族信托专家吴政指出，在家族财富的管理中，资产保护、财富传承、资产的保值增值缺一不可。但目前来看，前两方面被大多数国内富豪所忽略，这种理念的缺失或许会将其苦心经营的家族财富置于险境。

这与海外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号称“家族企业传承治理第一人”的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及财务学系联席教授范博宏声称，曾调研过香港所有的上市公司，保守估计来说，全香港超过半数家族企业使用了信托来持有资产。

传承“卫士”

从内部风险来讲，对家族财富冲击最为明显的因素，一个是婚姻，另一个是继承。民生银行与胡润百富2015年发布的《2014~2015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个人总资产超过5亿元的中国超高净值人群，大部分已经面临二代传承问题。

如何在“交棒”过程中保证财富安全，是这些人面临的共同挑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代如果组建家庭，其所继承的家族财产就会一分为二，就有可能由于婚姻破裂而财产外流，由此下去，整个家族资产自然就会不断摊薄。或者继承人面临债务危机，那么家族财富很可能由于债务冲抵而落入他人之手。

一位山西煤老板曾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达自己的困扰，他的儿子其貌不扬，身边却不乏投怀送抱的明星模特，他既怀疑这些人的“目的性”，担心财富旁落他人，又担心如果进行婚前协议，令对方“知难而退”，影响到儿子的婚姻大事。

相对于这种外界更为熟悉的婚前协议，家族信托则呈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前者必须公开进行，征得双方同意方可签署，而后者委托人单独设立即可成行。

更为重要的，就像盈科律师事务所全国家族信托中心主任兼首席律师李魏所说，家族信托对于财产的保护不仅限于收入分配，更来自于对婚后债务问题的规避。简单来说，如果夫妻一方发生（甚至“人为制造”）债务黑洞，那么婚内财产就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在家族信托的保护之下，则可以免除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家族信托期限都很长，30、50年的很常见，甚至是永续的，相当于创设了一套机制来影响后代的行为，引导或者抵制其善行或者恶习。即便人走了，但是精神还在发挥影响。”吴政说。

据了解，一位王姓企业主由于与独生女儿关系不睦，并不情愿把财富都转移到女儿名下，就在家族信托中规定，日后女儿诞下的男婴跟随自己姓氏，将会得到家族财产，否则只能分配到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就算日后女儿不为所动，其子如果了解到信托内容，也可能会更名改姓。

与股权保卫的“大战略”相比，这些或许只能算作“小心思”。许多企业在新老交替后股权四分五裂，经营陷入瘫痪，尤其是子女众多的豪门更是如此。据报道，育有两男三女的恒基集团掌门人李兆基曾很庆幸地总结道：全香港有钱人中，只要有三个仔（儿子）或以上的，肯定搞不定，两个就好点，即使是多个女儿也不怕，她们很少管行政。

在吴政看来，股权集中也是家族信托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由于受益人可以分享股权收益，但是却无法进行股权交易，这也就保证了整个股权都被锁定在家族信托内部，而不会由于单个持有人产生异心，变卖股份，从而使得家族企业的控制权旁落或是分崩离析”。

新鸿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家庭内部裂痕难以愈合，纷争不断，但企业股权却安然无恙，因为“股份不能卖”正是创始人郭德胜当初成立信托基金所设立的条款。“郭氏成员的纷争也罢，信托受益权的调整也好，但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变，就是企业股权没有旁落，换言之，家族信托不折不扣地实现了郭老当年设立家族信托的初衷。”吴政指出。

并非万能

尽管“祸起萧墙”是许多财富人群的心头大患，但家族财富和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同样需要未雨绸缪。

对实业环境的担忧成为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据中信信托高级信托经理周剑平介绍，其所接触的客户基本上是企业主或者开过公司的老板，政策风向、经济形势、接班人的状态都可能使企业未来的经营遭遇不测，不仅企业难以为继，甚至祸及个人财富和家人生计，这也是辛苦打拼江山的“富一代”们所忧心的。

“其实就是为未来的财产保障设置了一重‘保险’，但又与保险不同，因为后者是事后的赔偿，是‘死’的财富，而家族信托则是‘活’的财富，不仅条款灵活，而且所管理的是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李魏指出。

换言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那么装入家族信托的资产就可以抵御未知的风险侵袭。假设家族信托的设立者爆发债务危机，按照相关法律，债权人无法追偿家族信托中的财产，而债务人也可以借助信托收益“东山再起”。不过，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信托的追溯期有不同的规定，如果在此期间发生债务纠纷，那么家族信托也存在不能生效的可能性。

所以，在家族信托的设立中，由于各国法律的异同，所应用的法律技术细节，企业的股权结构，甚至家族里的人情世故都要被考虑其中，而这些方面是否能够对症下药，也关系到未来家族信托的效用发挥。

吴政认为，每一个方案都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同时人性的演绎更增加了其中的复杂程度。比如新鸿基股权集中的硬性指标通过家族信托得到了保证，但是郭德胜希望三个儿子共同进退的愿望却无法借此实现。

资料显示，郭德胜过世后，郭氏家族形成了两派长期对峙的局面：一方是“众叛亲离”的郭炳湘，另一方则是其二弟三弟及母亲组成的联盟体。长期的内斗让这个庞大的企业战车陷入无休止的颠沛和动荡之中，市值大幅缩水，也致使包括花旗银行和巴克莱在内的多家投行研究机构下调新鸿基地产的股票评级。

对此，范博宏指出，家族成员不能通过股份转让来解决争端，最后形成一个僵局，“当家庭不和谐的时候，他们就像粽子被绑在电锅里面蒸熟了”。

这也非孤例，即便是在家族信托运作更为成熟的欧美市场，类似悲剧也未能避免。拥有凯悦酒店集团的普利兹克家族是美国最富裕的豪门之一，在家族掌门人杰伊·普利兹克去世后，11 个家族继承人挖空心思将家族财产掏空变卖，使前者设立的家族信托名存实亡。而杰伊曾希望家族信托能维系其家族财产至少存续到2042年。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家族信托本来就不是万能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设立家族信托，这些矛盾和争端依然存在，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加糟糕。”吴政表示，“对于企业家来说，财富传承之外的精神传承和理念传承更为重要，单纯设立家族信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