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愚夫》的故事发生在解体后苏联的一个小城。
房管处技术员季马善良好学。一天晚上,同事在维修一栋陈年旧楼水管爆裂时向他求助,季马一眼看出水管爆裂是由于大楼整体结构移位,并在楼体外相应位置找到了裂痕,肉眼可见,触目惊心。
季马到家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用自学的知识分析危楼后发现,大事不好,房子要倒。于是他连夜辗转找到正在庆生的女市长说明情况。在官员们的质疑之中,消防局长和城建负责人(叫他建委主任吧)带回了勘察结论:危楼随时会倒。
女市长坐不住了。修楼的预算早已被各个利益集团贪污瓜分,800条人命一旦随着楼倒消失,追责就会摆上桌面。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立即疏散住户,找钱妥善安置。但是地产商明说安置不了这 800名住户;贪污的修楼预算有的已经给了更高层官员,吐不出来了。她的幕僚指出第二条路,不管那800人的死活,而是干掉有直接责任的建委主任和消防局长。楼塌了,就说他们贪污畏罪失踪。
女市长选了第二条,连带季马也成了灭口对象。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行私刑的警察放了他一马,让他从这个城市消失。午夜的大街,季马亡命的时候路过危楼,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家人逃离,自己疏散这800人。清冷的早晨,一群人围在危楼之前,但是楼没塌,有人开始抱怨季马打扰了他们的生活,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把季马围殴到半死,最后,800个人再回危楼。
电影中主要的三群人都自成符号。季马一家人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老实人,解体前没往家里拿过一点儿公家的东西。他的太太抱怨不用那么安全的致富途径活该受穷。季马努力自学,想要考到建筑师资格。虽然她的妻子告诉他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途径是行贿,但是季马丢不起那个人。同时他们父子两人又很关心公共事务。他们会坚持维修小区里被不断毁坏的长椅,并试图抓住破坏者,即便这是冒着受伤的风险。电影中季马为了800个人的安危身陷险境义无反顾,可以说是有良知,但同时也是真正参与公共生活,说他是个实践派的理想主义者当不为过。
生活在危楼中的社会底层其实十分关心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见他们想过造成自己窘迫的制度化原因。他们是苏联社会转型中的实际受损者,同时也是被专制洗脑之后的分子化存在。对于蜗居危楼之中,他们能想到的是自己“没本事”,而不去想这是自己本身的权益受到侵害(维修预算被挪用),更不会联合起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而是去“等靠挨”,看看能搭什么顺风车。季马的努力一旦没有效果,甚至打破了他们卑微的平静,那他们便矛头一转,冷嘲热讽甚至大打出手。一穷则成刁民,小富便转附势(权贵吃肉我喝汤,所谓分享经济增长大蛋糕的一点儿奶油)。这是专制驯化出的顺民,也是专制延续的基石。
女市长和她的下属们则是苏联解体后的新利益集团。他们贪污了事关生死的救命钱(危楼维修预算),害怕的是盖不住的大丑闻。正如女市长的幕僚所说:800个人一起死你开始关心了,如果他们是一个一个死,你会眨一下眼吗?换言之,前者是大丑闻关乎前途,后者是小事故容易掩盖。更为复杂的是,幕僚其实是更大利益集团(寡头)的代言人,所以他敢直接骂女市长,甚至做将800条生命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定。
那这三群人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社会?季马的父亲经历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决定分配,有道貌岸然的公平却无市场意义的竞争。季马身处解体后的苏联,但从电影来看,也无真正意义的竞争可言。考试能通过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行贿,也就是掌权者依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往大里说,苏联倒了,但民主化(相对)不足,权贵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这一点观察危楼事件里的社会底层会更清楚。东欧转型走的是先民主化后市场化的路子。在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先实行民主化。而充分的民主化代表着各个阶层的利益集团可以博弈,全民相对公平地分配社会主义时期的存量资产,之后展开竞争。而在苏联,事实上全民参与分配的资产极为有限。由于民主化程度不足,大量的国家资产被苏联时期的权贵瓜分。权贵一转而为寡头;国家垄断顺势成为寡头垄断。相对其他东欧国家来说,苏联解体后底层人民的贫穷与之有很大关系。
而女市长及其幕僚、下属,则是寡头在基层的代理。苏联那样的极权社会一旦松动会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社会失范。因为之前有枪杆子维护大一统,所有的矛盾都能掩盖。一旦权力松动,则丑态尽露。二是极权社会的松动不代表政府的权力小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大了,因为本身就没有公民社会,当然也没有成熟的反对派和约束力量。在这个节点之上若加之民主化程度不足,则寡头顺势而起,其掌握的财富又反过来推波助澜,那国家权力自然被旧利益集团进化出的新寡头瓜分承继,公权力再次成了私人呼风唤雨的法器,只要不出破天的人祸,一切都可以摆平。
由此可见,《危楼愚夫》里悲剧的根源,不是季马理想主义的渺小、危楼居民的蒙昧,而是转型时民主化不足的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