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乱”考题

编者按/祠堂、上级、股份化……从深圳城中村到乌坎，在经济前沿地区，传统的、现代的村级治理办法，均未能让陷入困局的基层，发生明显向好的变化。但“手段”之外，研究者早已指出其中深层症结所在，亦有部分地区以此实现破局。在新一轮基层反腐浪潮中，舆论寄望其成为基层治理破局良机。

一线调查

从深圳到乌坎：基层治理之考

无论是正在进行的下沙社区维权，还是业已“告一段落”的乌坎，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亦未见有相应机制建立。出现在经济最前沿地区的基层治理之困，是一套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无法逾越的考题。

始自2014年初的下沙社区居民维权风波持续至今未有平复，矛头直指黄英超，黄被举报“侵吞村资产20多亿元”，下沙实业股份公司是1992年在原下沙村基础上成立的集体股份制公司。最初黄英超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从1994年开始担任董事长，迄今已21年。尽管有关部门出具调查报告称举报内容并不属实，村民的疑问仍不能消止，继续坚持维权，此事件被当地媒体广为报道，黄英超也就一直处于舆论的正中心。

从一个小渔村快速转变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位处深圳湾畔的下沙社区是1990年代初深圳开始的农村城市化的典型缩影。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深入，在集聚了大笔财富之后，“深圳这些原来是农村的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以为民代言著称的前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告诉记者：“每个区都有一些举报村官的事情，有的被查处了，有的没能查处，那些被查处的贪腐金额都在亿元以上，有的多达几十亿，比内地的‘老虎’还厉害。”

“今年广东省很明确，要重点整治、打击村居一级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案件，”深圳市一位基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央到地方的判断都很正确，涉及到稳定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由村、社区这一级集体经济经营、分配、管理上的不公开、不公平引发的问题。”

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媒体透露，从2015年7月到201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在重点人员上，要求坚决查办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这被舆论解读为反腐向基层侧重，甚至被寄望成为基层治理改革再出发的良机。

祠堂里的矛盾

在高楼环伺的下沙社区文化广场，已有800年历史的村祠堂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所在，这座三进三开间二天井结构的建筑物经过1990年代的一次重修仍旧古色古香，它一直都是下沙村的这些黄姓族人祭祀祖先与举行集体活动的场所，“以前村里有事都要到祖宗灵牌前解决。”现在这里又成了维权集合地。

每天下午2点半到5点半，50岁的黄伟庭和其他一些村民就会在祠堂里出现。祠堂大门里侧影壁前会挂起两张大白纸，中间大殿前扯起的一条长绳上也会挂上几张大白纸，纸上写满大字，内容都是对下沙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黄英超的“揭发控告”。

记者了解到，黄伟庭等人反映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他们认为以黄英超为董事长的下沙实业股份公司“把村里的土地和海田都‘卖’完了”，村里与一些房地产公司先后合作开发了鸿景湾花园、碧海云天、金域蓝湾、御景东方等8个房地产项目，村民从中获益甚微，“钱不见了，”他们称是被董事长黄英超“侵吞”，“而且这些项目的合作开发都没有经过股民的表决同意。”

下沙社区地处深圳福田区“黄金地段”，寸土寸金，楼盘售价昂贵。按照村民的估算，股份公司在这些合作项目中能获利“几十亿”。而与之相比较，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全村1200多位股民每年每人分红只有七八千元，“因为维权，去年分红才多了一些，是2.5万元。”

一个叫做京基滨河时代的地产项目是下沙实业股份公司对外合作开发的8个项目中之最后一个，动议于2009年末，目前6栋商住楼就在村祠堂的后面拔地而起，其中一栋高69层。“这是最后一个项目，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开发的土地了，所以我们必须站出来保卫村民利益。”黄伟庭说。

据黄伟庭介绍，他们的维权活动是从2014年初开始的，“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国家大力反腐败，我们看到了希望，才站了出来。”起初聚集在村祠堂的村民逾200人，后来由于多人被抓，其中3人至今未放回，现在还继续坚持维权活动的只剩少数村民。记者曾在8月15日、8月19日、8月20日先后3次到下沙社区采访，在祠堂见到聚集的村民都约二三十人。

祠堂里被断了电，据说是2个月前被停掉的，“那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有村民找来发电机自己发电，以供照明与驱动风扇。记者注意到，祠堂的前前后后共安装了8个监控摄像头，“是在停电后不久按上的，这里的一举一动股份公司那边都清清楚楚。”

除了在村祠堂聚集之外，下沙社区的这些村民还走遍深圳市、福田区的相关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举报。下沙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伟兰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针对村民投诉，福田区政府组织了几个小组到下沙，并于2014年10月至11月间对公司账目进行了审计，“结果是不存在部分村民说的那些问题。”

记者拿到的《深圳市沙头下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情况说明》显示：这是由福田区政法委、集体办、沙头街道办共同委托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对下沙公司进行的审计，“从专项审计情况来看，下沙公司2014年9月末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199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现金流入146970.01万元，其中合作开发房地产收入是56519.26万元，同期现金支出则是147224.48万元。

这个审计结果并不能使黄伟庭等村民满意。黄伟庭以御景东方项目举例，“我们从审计结果计算，就像这个楼盘当年的均价是1.9万元/平方米，但是股份公司以3090元/平方米的价格就卖了，商铺的售价要更贵，也是以3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卖掉的，我们怀疑这些合作中有问题。”他表示会继续维权，“一直等到上级部门来调查。”

截至记者发稿时，黄英超未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日渐背离的双方

对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胡在礼来说，处置办事处辖下社区居民反映基层社区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工作已是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基层不稳，最根本的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包括社区的集体经济，在经营过程中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居务、企务公开不够，让群众不信任，或者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发的村集体、居委会一级的群众矛盾。”8月21日上午，胡在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胡在礼此时就在忙碌于处置这种事。自2015年5月以来，公明办事处辖下的楼村社区一些居民开始聚集上访，反映村书记陈东华及其村委班子涉嫌贪污腐败、股份公司存在账目不明、集体资产疑被侵占等问题。公明办事处成立了问题调研、处置领导小组进行处置，胡在礼是联合核查小组组长。

东明村位于深圳市最北端与东莞市相交界处，这是深圳市人口最多、地域面积最大的一个自然村，有4000多人，36.8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这里本是有名的“荔枝之乡”，随着城市化土地被征用，现今早已无人再种植荔枝了，取而代之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园与用于收租的自建居民楼。相较于罗湖、福田、南山等“关内”地区，楼村所在的“关外”城市化改革较晚，是在2004年才进行的，楼村也随之成立了股份公司。

被村民举报的村书记陈东华今年50岁，1998年开始当村支书，同时又是当时的村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在成立股份公司后仍旧是董事长，两个职务“双肩挑”。“‘关内’是分开的，‘关外’都是二合一，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还是做村里的治安、卫生、计划生育、民生民计这些工作，累得要死。”8月21日，陈东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不是陈东华第一次遭到村民举报了。村民陈锐炳告诉记者，2011年因为村里统建楼问题，陈东华就被举报过，“他们村委把这些保障性住房卖给外人，因为举报，后来收回了那些房子。”2015年陈东华再遭举报，据陈锐炳介绍，是因为这样一件事：2014年初，村委会与深圳卓越集团签了一份合同，要在楼村开发房地产项目，“说是要三七分成，村里可以拿到30%的利润，每个村民可以得到264万元。”但是在后来村里组织就此项目进行投票时，在村民追问之下，原本的获利宣传被更改，“他对我们说算错账了，每个村民获利估计在100万以下。”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在2015年4月末，楼村边上的高速路出口被堵截两天，村民也由此开始上访，举报陈东华及村委会。

“在深圳，村官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陈锐炳在与楼村的几名村民代表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村尤其严重。”他们反映的核心问题是：自陈东华任村支书16年来，“村务没有公开过，财务也没有公开过，村里大量土地被转卖，资金去向不明，没有为村民带来效益，村股份公司成立以来，股民分红每人每年只有三四千元。”

“农村问题是很复杂的，”陈东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就是喜欢吵架，也就只有几个人出来闹事而已，而且区里已经处理过这个事情了，他们还在闹，这是不尊重人家的处理意见。”

以公明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胡在礼为组长的联合核查小组于8月4日在村委会向维权村民宣读了该小组做出的《楼村社区居民反映主要问题的核查情况报告》，报告就维权村民提出的40余项疑问逐一进行核查说明，而对于“部分居民反映干部贪腐、超生问题等，比较空泛，没有举证，难以核查，如有事实依据，凭事实依据举报，纪检监察部门将依照相关规定查处。”

维权村民则认为这一结论是“包庇”了陈东华等村干部，依据是“陈东华很有势力，他曾是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是奥运火炬手，能量很大。”他们正在谋求光明新区对该结论进行“复查”。

“深圳村官是个特殊群体”

长期生活在深圳的民间观察人士冷锋连续几年都在“死死盯着一个对稳定影响巨大的群体”——村官，这始自他注意到的发生于2009年4月的一件事：广东汕头一个村支书在全村人均耕地只有0.2亩的情况下强占24亩土地修建自家“豪华大墓”，经村民举报后曝光。这个事件后，冷锋关注起村官腐败特别是深圳村官腐败的消息，并与当地一些维权村民保持着联系。

“深圳以股份合作公司的形式改造原来村委会组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发展，状况并不如预期，”冷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现了大批腐败村官，问题焦点就是土地。”

就冷锋视力所及，因为土地问题在深圳引发的事件除下沙与楼村维权事件之外，还有罗湖区清水河村维权事件，“问题至今没能解决”；宝安区大浪街道一个城中村，村支书也被村民举报，据冷锋介绍，这个村支书因为经常殴打村民而被称为“咆哮村长”，当地一位派出所副所长就一度被其人当面威胁“要砍死他全家”。而在网上搜索有关“深圳村官”的信息，也可以看到诸如“‘20亿村官’受审”“深圳村官被曝坐拥3亿房产”等多篇此类新闻报道。

“深圳村官是个特殊群体，”前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由原来的宝安县变成了副省级的特区城市，情况比较特殊，城市的发展都是依靠农村的土地，农村改成了股份制，这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今年57岁的杨剑昌于1981年来的深圳，先后当了三届市人大代表，在2015年5月换届时才没有再次当选。他告诉记者，在2007年前后他就曾就村官问题向深圳市人大提交过建议，“要尽快完善深圳市农村股份公司条例”，因为“农村股份公司的运作很不规范，比如有的董事长一年有上百万年薪，对于股民分红，他说分多少就分多少，公司的账务由谁来查也是空白。”

在杨剑昌看来，村官的监管也存在漏洞，“当时盐田、罗岗、宝安的村民都找我反映过问题，我也向纪检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这些部门反映过，他们都办不下，因为村官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不是国家干部，他们不插手。”

而从深圳一些被查处了的村官看，其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集体腐败，有些股份公司的账是假的，村官操作土地，比如本来可以卖八九百万的，账上只有80万元，从账上看没有多少钱，重点是幕后的操作，而且村官巴结上边，上下抱成一团，能量非常大，村民告到省里、市里都没有用，要非常高级别的批示才行。”

土地问题是关键

在深圳往北200公里外的陆丰市，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是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维权事件了。

“由于土地的急剧升值，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所拉动的圈地狂潮，越来越多的村庄被卷入利益争夺的漩涡中心，”关注着乌坎事件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村委会看起来完全没有行政级别，但是实际上变成了巨大利益分配链条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更重要的是，土地利益瓜分格局的形成速度极快，村官腐败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

而当媒体关注的热潮退去，8月24日，记者来到已经恢复平静的乌坎村。“整个乌坎事件，焦点就是土地问题。当年的维权，就是要争取把被贱卖的、被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乌坎。”当年的维权代表、现任村委会主任林祖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政府从原则上也没有否认乌坎土地存在争议。”

按照林祖恋的说法，包含争议中的土地在内，乌坎村应该共有土地20000多亩，这其中原村委会不适当处置的土地，“现在已还了4000亩”，村里正在对这些回到村民手中的土地规划利用。2014年12月，乌坎村把其村东线一片土地进行了“确权”，“进展得很顺利，划清了界限，立了界碑”，但是村西线的土地至今仍没能“确权”，“因为涉及到开发区，镇政府也不积极。”

以林祖恋为首的新的村委会班子对前途信心满满，但也遭遇“尴尬”，这就是维权事件发生后新选出的班子亦发生“贪腐事件”。林祖恋就此介绍说，2012年，乌坎村开始动工建设由省里拨款的自来水和避风港两个民生工程，在此过程中，原维权代表、新一届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洪锐潮，分别收受施工队贿赂2万元、4万元，被人电话录音告发，其二人为此分别获刑二年、四年。而村委委员张建成与村支部委员杨汉归也分别收受1.5万元，“现在还没有判。”

“农村的事情很复杂，今天上午我还在村两委扩大会上说：这些人原来对媒体喊得那么大声，要反腐，现在轮到自己腐败了，怎么能对得起外界关注乌坎的这些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林祖恋告诉记者。

而对于位处深圳市西北隅的万丰村来说，其土地维权过程同样曲折。万丰村属深圳宝安区沙井镇，因其在全国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革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著名，有“南国第一村”之称，近几年该村因为土地维权再次被广为报道。

万丰村土地维权风波发生于2012年前后，因质疑村官贱卖集体土地、侵吞集体资产，部分村民不断上访。在8月22日记者到万丰村探访时，这场风波也早已偃旗息鼓，看上去亦是风平浪静。记者了解到，当年村民维权的主要对象是主政该村10多年的“老书记”潘强恩，潘强恩之子潘泽勇是其退下后的村支书继任者，于2012年被抓并已判刑，但据村民介绍，其被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维权，而是因为有关部门部署的一次“打黑”，沙井镇一些官员被抓，潘泽勇牵扯其中。

“包括潘泽勇在内的干部转卖了很多土地，有的转卖给了黑社会，但这些土地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很麻烦。”一位万丰村民说。